说道。这家医院配备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护士们也受过最好的训练。因为穷人妇女经常无法得到产前的护理，所以她们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怀孕的。当谢尔曼宣布詹妮的羊水已经破了之后，他向我们保证说我们会得到很好的护理的。然后，他便像来的时候一样，迅速地离开了病房。

    确实如此，随着上午时光的一分一秒地逝去，詹妮在一阵阵强烈的宫缩中奋斗着。我们发现自己的确受到了非常好的护理。护士们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她们浑身散发着自信和温暖，围在詹妮的身边细心照料着她，检查婴儿的心跳，指导詹妮如何单独应对。我站在一旁，无法提供任何的帮助，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去对孤军作战的妻子表示支持，但是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每一次阵痛袭来的时候，詹妮都会咬牙切齿地对我大声咆哮说：“如果你再指手划脚教我如何去做的话，我就要把你的脸给撕破！”我应该看上去很受伤害，因为一位护士走到我的身边，充满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说道：“欢迎参加分娩的过程，准爸爸。遭受怒骂是此经历的一部分。”

    我开始偷偷溜出了房间，加入到其他那些在走廊上等待着的男人们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倚靠在各自病房外的墙上，仿佛这样便可以远离病房内我们妻子们的尖叫和呻吟。我感到有点儿可笑，我穿着卡其布的球衣，可是农场工人们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对我有排斥。很快，我们便微笑着相互点头致意了。他们不会说英语，而我则不会说西班牙语，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心灵相通。因为，我们此刻正处于相同的境遇，有着相近的感受。

    那一天我才了解到，在美国，止痛是一种奢侈品，而不是一种必需品。对于那些能够负担的人们来说——或者那些有医疗保险的人们来说，就像我和妻子那样—－医院可以提供脊柱硬脊膜间的注射，这会将止痛药物直接传递到中枢神经。在詹妮阵痛了大约四个小时之后，来了一位麻醉师，他将一根长长的针注入了她脊椎上的皮肤里，然后将其与一个静脉点滴联系在一起。几分钟之内，詹妮的腰部以下便失去了知觉，她终于可以舒服地休息一会儿了。而附近的墨西哥妇女们则没有这般幸运了，她们只能通过传统的方式来分娩，所以她们的尖声喊叫继续刺破着空气。

    几个小时过去了。詹妮用力推动着婴儿出来。而我则在一旁指导着。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走出了病房，来到了走廊上，怀抱着一个小小的襁褓。我将自己新生的儿子高举过头顶，给我新结识的墨西哥朋友们看，然后大声叫喊道：“是个男孩！”其他的爸爸们的脸上展露出了笑容，竖起了他们的大拇指，表示了国际通行的赞许的信号。不同于我们在给小狗取名字时的激烈斗争，我们十分轻易地、几乎是立即就定下了我们头胎生的儿子的名字——帕特里克，这是我们杰罗甘家族第一位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先辈的名字。一位护士来到了我们的小房间，并且告诉我们现在可以使用一个分娩套房了。可是现在更换房间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不过她帮助詹妮坐到了一个轮椅上，她怀中抱着我们的儿子，带着我们轻快地离开了。而美食晚餐完全不像所吹捧的那样美妙。

    在詹妮预产期到来之前的那几个星期里，詹妮和我便就如何使马利去适应新生儿的到来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位我们家中即将增加的第四位成员，将会立即取代马利到目前为止的最受宠爱的寄居者这一无可争议的地位。我们希望让他逐渐地接受退居第二线的现实。我们曾经听到过许多有关宠物狗对新生儿产生了可怕的嫉妒，并且以无法接受的方式来将这种嫉妒付诸行动的故事，比如在价格不菲的物品上撒尿，打翻摇篮车，或者对婴儿发动直接的进攻——这些疯狂的举动，通常会给狗儿们带来一张通往兽栏的“单程票”。当我们将空余的卧室转变成了一间儿童室的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