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情况吧。卡尔?弗里德里奇。高斯（Karl Friedrictingen）的那座天文台是大约于1807年建成的。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从那时起：近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天文仪器不断得到改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颗星辰的位置，在当时已被人们多次确定，因此，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观察似乎越来越趋干精确。但是，当我们将各次观察结果加以比较时，我们就会惊奇而懊丧地发现，它们仍然散乱无序。人们曾经希望观察的偏差终会消失，人们也会像上帝那样洞烛幽微的。但是，事实上，错误仍无法从观察中根除。无论是观察群星、原子、人的照片，还是听某人的讲演，都是这样。

    高斯以他那令人惊叹的、孩子气的天才意识到了这一点。直到他80岁高龄与世长辞时，仍然保持了这种天才。1795年，18岁的高斯进入格丁根大学读书，其时他已经解决了有关一系列观察中固有的误差的最佳估算问题。

    当一位观察者在观察一颗星时，他知道有大量的致误因素。于是，他阅读若干观察记录，自然希望这颗星的位置的最佳估计是一个平均数——即散布的中心。迄今为止，这一点不言自明。然而，高斯却要进一步研究这种误差的分布告诉了人们什么。他提出了高斯曲线（the Gaussian curve），使这种离散性可以由这种曲线的偏离或分布来概括。由此产生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观点：这条曲线标明了不确定的区域。我们不能肯定曲线的中心是否就是那确凿无误的位置。我们只能说：“它位于不确定的区域”，而这个位置可以根据个别观察中所得出的分布情况计算出来。

    由于具有关于人类知识的这种敏锐见地，高斯特别痛恨那种声称自己有比观察更完美的获取知识的途径的哲学家们。例子甚多，我仅举其一。碰巧，有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的哲学家，我必须承认，我特别不喜欢他。我很高兴我具有与比黑格尔更为伟大的高斯相同的深切情感。黑格尔于1800年发表一篇论文，认为:虽然行星的定义自古代世界以来发生了变化，但从哲学意义上讲仍然只可能有七个行星。不仅高斯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早在很久以前，莎士比亚就作了回答。在《李尔王》（King Lear）中有一精彩片段，剧中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位弄臣对李尔王说道：“北斗七星为什么只有七颗星，这其中必有一个绝妙的理由。”李尔王自作聪明地摇了摇头，说：“因为它们不是八颗而是七颗星。”弄臣道：“正是，一点不错，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傻瓜了。”黑格尔也是如此。1801年1月1日，就在这一天，黑格尔的论文墨迹未干，第八颗行星就被发现了——即小行星“谷神星”（Ceres）。

    历史往往具有讽刺性。高斯曲线的爆炸性威力在于，在他去世之后，人们才发现世上并没有什么上帝洞烛幽微的慧眼。谬误总是与人类知识的本质紧密相连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发现是在格丁根作出的。

    在那些古老的大学城（universitg tora Gottingam non estvita）。这里的大学生对这一警句——或者应该称之为墓志铭——却并不像教授们那样认真看待。

    格丁根大学的象征是腊斯克勒尔外面的一座赤脚牧鹅姑娘的铸铁塑像，每个学生在毕业典礼上都要吻一吻这座塑像。这所大学是一个圣地，而到这里来的学生并未抱有十分虔诚的信念。重要的是这些学生在学习中也如这位赤着双足、衣衫褴褛的姑娘一样，并不恭敬顺从；在这里，他们不是要崇拜已知之事、而是要对已知之事提出疑问。

    犹如每一座大学城，格丁根的景色也是由纵横交错的长长的人行道组成，教授们午饭后在人行道上漫步，而研究生们若被邀同行则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