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代相传。在剑桥大学和遥远的加利福尼亚的实验室里，探索者们面临着两个问题。DNA的化学性质是什么？DNA的结构形式又是怎样的？

    DNA的化学性质是什么？这就是说，是什么构成了DNA的各部分？是什么飘移不定，使DNA的形式各有不同？当时人们对此已经很清楚了。显然，DNA是由糖和磷酸（由于结构上的原因，它们应该确实存在其中），以及四种独特的分子或碱基组成。其中胸腺嘧啶（tosins）是两个很小的分子，在它们各自内部，碳原子、氮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成六边形排列。其中鸟膘呤（guanine）和腺嘌呤（adenine）两个分子较大，在它们内部，原子排成一个六边形和一个五边形，二者联结在一起。在结构研究中，通常只用一个六边形来代表各个较小的碱基，用大的图形，代表较大的碱基，注意它们的形状，胜过注意单个的原子。

    DNA的结构形式又是怎样的呢？也就是说使DNA能够表达许多不同遗传信息的这些碱基是怎样排列组合的？一座建筑并不是石头的堆砌，DNA分子也不是碱基的堆砌。是什么造成了DNA的结构及其功能呢？那时，人们对这一点也已很清楚了。DNA分子是一条长链，是相当稳定的某种晶状有机体。看起来很可能呈螺旋形，其有多少条螺旋链条并列？是一条、二条、三条，还是四条？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大意见分歧的阵营，一派主张双螺旋链条的观点，另一派主张三螺旋链条的观点。1952年底，结构化学的伟大天才林尼斯?鲍林（Linus Pauling）在加利福尼亚提出一种三螺旋模型。他认为糖和磷酸的主干向螺旋的中心聚集，而碱基则向四面八方伸展。1953年2月，鲍林的论文送到剑桥，在克里克和华特生看来，他们的实验显然一开始就出了毛病。

    或许仅仅是寻找安慰，或许是自负任性，詹姆斯?华特生当即决定，他应该探寻双螺旋模型。在访问了伦敦之后，我骑自行车返回学院。从后门翻进院内，这时我已经决定建立双螺旋模型。弗朗西斯也一定会同意。尽管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也知道重要的生物是成双成对出现的。不仅如此，他和克里克进而开始寻找一种主干向边缘延伸的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架螺旋形梯子，糖和磷酸犹如梯子的两道扶手，支撑两侧。尝试用剖开的DNA外形，以观察那些碱基是怎样像梯级似的安排在模型中的，使他们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在一个轻率的错误之后，问题突然变得不言自明了。

    我抬起头来，看的不是弗朗西斯，而开始颠来倒去转换有可能成对匹配的各种碱基。突然，我意识到，由两个氢键聚合的腺嘌呤-胸腺嘧啶对子与鸟瞟吟-胞嘧啶对子在形状上是一样的。

    当然：在每一级上，都必定有一个小的碱和一个大的碱。但不仅是有大的碱。胸腺嘧啶必须与腺嘌呤配伍。如果有胞嘧啶，就必须与鸟膘呤成对。碱基成对配合，相互决定。

    DNA分子模型是一个螺旋形梯子。它是右旋螺旋形梯，每个梯级大小相等，梯级间距离相同，并且以同样的角度弯曲——每两级梯级角度为36度。而且，如果胞嘧啶位于一个梯级的这一端，鸟嘌呤就在另一端；别的碱配对也是这样。这就是说，螺旋的每一半都携带着完整的遗传信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另外一半是多余的。

    让我们用一台电子计算机来建立这种分子模型。在显示的图像上，这就是一对碱；连接两端的虚线则是聚合这两个碱的氢键。

    我们将把它竖立起来，并用这种方式迭加累积。现在，我们将在电子计算机图像的左下端把这种碱迭加起来，这样，我们将建立DNA的整个分子结构，而且的的确确是一级一级地建立起来的。

    现在是第二对碱；它可能与第一对同样，也可能是另外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