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冰岛开始撰写这最后的一章，因为这里是北欧最古老的民主政体之乡。在辛格韦德利（thing）（即冰岛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整个社会）每年来这里聚会，制定和通过法规。

    这一习俗大约开始于公元900年，那时基督教还没有传来，中国还是一个大帝国，欧洲大陆成了诸侯王公和强盗贵族们横行的乐土。不过，这可说是民主政体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开端。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之所以选择了这个多雾而奇寒的地方，是因为拥有这块地盘的一个农夫杀死了一个奴隶，而不是一个农夫，仍逍遥法外。在各种奴隶占有制文化中，正义很少是不偏不倚的。不过，它又是一切文化形态所共有的。这犹如走钢丝，人们在实现一己欲望和承认社会责任之间常常难以保持平衡。没有一种动物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即它既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又是一种个体的动物，只有人类才力图兼而为之，成为一种社会性的个体动物。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独特的生物学特征。正是这类问题，促使我去研究人的特性，也是我想要在这里加以探讨的。

    一想到正义竟然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不免令人吃惊。然而，正是这种想法使我脱离物理学，转而研究生物学。也正是这一想法使我懂得，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家庭，就是研究人的生物学特性的理想场合。

    当然，人们历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生物学：认为对人和动物之间相似之处的研究主宰着整个生物学。例如早在公元200年前，古代医学的经典作家克劳迪厄斯?盖伦（Claudius Galen）就曾研究过人的前臂。他是怎样进行研究的呢？他从解剖一只北非无尾猿（a Barbary ape）的前臂入手。在进化论诞生并使解剖学成为正当的学科之前，人们不能不这样开始，只能用动物作为研究人体的依据。时至今日，康拉德?洛伦茨（KonradLorenz）关于动物行为的卓越工作，仍然使人们设法寻找鸭、虎和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此外，斯金纳（B?F?Skinner）对鸽子和老鼠的心理学研究，也是这样。他们确实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关于人类的某些东西。但他们说明不了一切问题。必定还有一些东西是人类独有的，否则，鸭子也可以口若悬河，大谈康拉德?洛伦茨的情况，老鼠也可以妙笔生花，写作关于斯金纳的论文了。

    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马和骑手有许多解剖学上的共同特征。然而，是人骑马，而不是相反。骑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人并非生来就要骑马。在人的大脑中，并没有骑马的机制。骑马的发明迄今不过5000年，比较而言不算长久。但这一发明却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影响。

    人类行为的可塑性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特征之所在；这体现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而对我来说，首先体现在书本之中，因为书本是人类思想淋漓兴会的不朽结晶。有两位人物之于我，犹如我的双亲一样，使我深深怀念：18世纪初，伊萨克?牛顿这位领导英国皇家学会的伟大人物，和18世纪末，写下了《天真之歌》（the Songs of lnnocence）的威廉?布莱克。他们代表着人类智慧的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都是行为生物学家所说的“物种特性”（Species-specific）。

    我怎样才能最简洁明了地表述这一点呢？最近，我写了一本书，题为《人的同一性》（tity of Man）。直到我收到那已印好发行的书，我才看到英文版的封面。然而，设计封面的艺术家完全理解我的思想，他把一幅大脑的图象与《蒙娜丽莎》重叠起来，作为封面的图案，他就是这样表达了这本书的内容的。人是非凡的，并不是因为他从事科学；人是非凡的，也不是因为他从事艺术，而是因为科学和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