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来了，就被卸下，给其他的搬运车让位，这样整整忙了一天。有几次，萨拉刚好有机会看见搬进去的东西。显然她猜对了，新来的是个豪富的人家。所有的家具都是富丽堂皇的，其中大半都是东方式的。从车上卸下的有精美绝伦的地毯、帷幔以及装饰品，还有许多画，和可成立一个图书馆的书籍。另有一尊精美的佛像，安放在华丽的佛龛里。

    “这个人家一定有人去过印度，”萨拉想。“他们习惯用印度的东西并喜爱它们。我真高兴。我预感他们像是朋友，尽管还没有人头伸出阁楼窗子。”

    她在给厨子取回晚上的牛奶时(实际上没有什么杂活不叫她去做)，看到发生了桩事，这使情况变得更有趣了。那位英俊的面色红润的男子，也就是那个“大家庭”的父亲，一本正经地跨过场院，跑上隔壁房屋的台阶．他跑上这台阶的样子，好像在回家似的，而且今后还要在这段台阶上多次跑上跑下。他在屋里呆了好长时间，有几次出来指点工人，好像他是有权这么干的。他和新来的这家人必定有某种亲密关系，此刻正在帮他们做事。

    “如果新来的人家有孩子，”萨拉推想着，“那个‘大家庭’的孩子肯定会前来和他们一起玩，那他们就有可能光为了好玩儿上阁楼去。”

    当夜萨拉干完了活儿，贝基进来看望她的难友，还带来了消息。

    “小姐，将要来住在隔壁的是一位印度先生，”她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位黑皮肤的先生，可他是印度人。他很有钱，但他有病，而‘大家庭’的那位先生是他的律师。他遇到了很多麻烦，使他害了病，情绪低落。他崇拜偶像，小姐。他是个异教徒，对木头和石头的偶像屈身行礼。我看到有一尊偶像被搬进去供他膜拜。应该有人送他一本传教的小册子。你花一个便士就能弄到一本。”

    萨拉笑了一下。

    “我不相信他崇拜那个偶像，”她说。“有些人觉得有趣才喜欢把它们保存起来观赏。我爸爸就有一尊美丽的佛像，可是他并不膜拜它。”

    然而贝基有点倾向于宁愿相信这新邻居是个“异教徒”。这听起来要比他不过是个带着祈祷书去教堂的普通先生罗曼蒂克得多。那天夜里她坐着，讲了很多话：不知这邻居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有妻子的话，她是什么样的，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们又会是什么样的。萨拉看出贝基心里忍不住巴望他们全都是黑皮肤，缠着头巾，并且最重要的是——像他们的父母一样——都是“异教徒”。

    “我从来没有和异教徒做过邻居，小姐，”她说。“我很想看看他们的生活方式。”

    又过了几星期才真相大白，她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原来这新房客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小孩。他是个孑然一身的男子，根本没有家庭，并且很显然，他身体垮了，心情抑郁。

    有一天，一辆马车驶来，在那栋房屋前面停下。那跟班从车座上下来，打开了车门，那位先生，就是那“大家庭”的父亲，第一个下了车。后面跟着下来的是一名穿制服的护士。那时从大门台阶上下来两名男仆，是来照护他们的主人的。那位主人被扶下了车，原来是个脸容憔悴、沮丧的男子，瘦骨嶙峋的身躯上裹着皮袄。他被扶上台阶，那“大家庭”的头儿跟着他，看上去十分焦急。过了一会儿，一名医生乘马车赶来了，他进入房屋——显然是来照料他的。

    “隔壁有这样一位黄皮肤的绅士，萨拉，”洛蒂后来在法语课上悄声说。“你看他是中国人吗?地理书上讲中国人是黄皮肤的。”

    “不，他不是中国人，”萨拉也悄悄地回答。“他病得很厉害。继续做你的练习吧，洛蒂。读那句法语：‘不，先生。我没有我舅舅的小刀。’”

    这就是那位印度绅士的故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