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那种质朴的殷勤好客，或 许对节约和良好的秩序有所损害；荷兰人中间得到尊重的节俭，或许对慷慨和亲 密关系有所损害。野蛮人所需要的勇气减弱了他们的人性；或许，文明民族所需 要的灵敏感觉有时也会损坏他们刚强的坚定性格。一般说来，在任何民族中产生 的行为风格，常常在整体上被认为是最适合于那个民族的处境的。勇气是最适合 于一个野蛮人的处境的品质；灵敏的感觉是最适合于生活在非常文明的社会中的 那些人的品质。因此，即使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能抱怨人们的道德情感全面败 坏。

    因而，习惯所许可的对行为的自然合宜性的最大背离不是在一般行为方式方 面。至于某些特殊的行为方式，习惯的影响往往是比较严重地损害良好的道德， 它也可能把严重违反了有关正确和错误的极为清楚的原则的各种特殊行为，判定 为合法的和无可责备的。

    例如，还有什么比伤害一个婴儿更野蛮的行为呢？这个婴儿的孤弱无助、他 的天真无邪、他的惹人喜欢，甚至引起了敌人的怜悯，不饶恕这个婴儿的性命， 被认为是一个狂怒和残酷的征服者的最凶暴的行为。那么，一个父亲若伤害即使 凶暴的敌人也不敢伤害的那个幼小的婴儿，对于这个父亲的心肠我们必然会有什 么想法呢？但是，遗弃婴儿，即杀害新生婴儿，是几乎在全希腊、甚至在最有教 养和最文明的雅典人中间都被允许去做的事；无论什么时候，父母的境况使他们 难以把这个婴儿养大，从而把他遗弃在外任其挨饿，或者被野兽吃掉，都不受到 责备或非难。这种做法可能始于最野蛮的未开化时代。人们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 段就已熟悉了这种做法，对这种习惯做法始终如一的承袭，妨碍了后代的人去察 觉它的残暴。我们现在发现，这种做法盛行于所有的野蛮民族，最原始和最低级 的社会肯定比其它的社会更加原谅这种做法。一个野蛮人的极端贫困，常常是这 样一种贫困，他本人常常遭受极度的饥饿，他常常死于生活资料匮乏之中，对他 来说同时维持自己和自己孩子的生命常常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他在这种情况下 抛弃自己的孩子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一个人在逃离无法抵抗的敌人时，会丢下自 己的婴儿，因为后者妨碍他逃命。这个人肯定会被人原谅，因为，如果他企图救 出这个婴儿，他所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是和婴儿同归于尽。因而，在这样的社会状 况下，允许一个父亲去判断他能否把自己的孩子养大，对此，我们不应当深感意 外。然而，在希腊社会晚期，出于模糊的利益或便利上的考虑而允许发生这种事 情，这是决不能原谅的。延续下来的习惯在这个时候如此彻底地认可这种做法， 以致不仅世人松弛的行为准则容忍这种暴虐的特权，而且甚至应当是很合理和精 确的哲学家们的理论，也被业已养成的习惯引入歧途；在这里像在许多其它情况 下一样，不去加以谴责，反而依据这种公众利益，这种牵强附会的理由支持这种 恶习。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地方长官在许多场合应当加以鼓励的事情。

    仁慈的柏拉图具有同样的观点，似乎赋予他的一切哲学著作以生命的人类之爱， 并没有在什么地方指明他不赞同这种做法。如果习惯能够认可如此可怕的违反人 性的行为，我们就很可能推想，几乎没有什么如此粗野的特殊的行为不能够得到 认可。这种我们天天听到人们在谈论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人们也似乎认为，这 是为那种本身是最不义和最无理性的行为进行的一种十足的辩解。

    有一个浅显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习惯从来没有使我们对人类行为和举止 的一般风格和品质所怀有的情感，产生其程度同我们对特殊习惯的合宜或非法所 怀有的情感一样的失常。从来不会有任何这样的习惯。没有一个这样的死会能够 存在一分钟，在这个社会里，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