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罗马不再构成威胁的地步。法国和英国可能都有一些理由害怕对方 海军和陆军实力的增强。但是，如果两国妒忌对方国内的繁荣昌盛、土地的精耕 细作、制造业的发达、商业的兴旺、港口海湾的安全和为数众多、所有文科和自 然科学的进步，无疑有损于这两个伟大民族的尊严。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 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进步。人类因这些进步而得益，人的天性因这些进步而高贵起 来。在这样的进步中，每个民族不仅应当尽力超过邻国，而且应当出于对人类之 爱，去促进而不是去阻碍邻国的进步。这些进步都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适宜目标， 而不是偏见和妒忌的目标。

    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似乎并不来自人类之爱。前一种感情完全不受后一种感情 的支配，有时甚至似乎使我们的行动同后一种感情大相迳庭。或许法国的居民数 等于大不列颠居民数的近三倍。因此，在人类这个大家庭中，法国的繁荣同英国 的繁荣相比好像应当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然而，大不列颠的国民因此在一切场 合看重法国的繁荣而不看重英国的繁荣，不能认为是大不列颠的好公民。我们热 爱自己的国家并不只是由于它是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我们热爱它是因为它是我 们的祖国，而且这种热爱同前面的理由全然无关。设计出人类感情体系的那种智 慧，同设计出天性的一切其它方面的体系的智慧一样，似乎已经断定：把每个人 主要的注意力引向人类大家庭的一个特定部分——这个部分基本上处在个人的 能力和理解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可以大大地促进人类大家庭的利益。

    民族的偏见和仇恨很少能不影响到邻近的民族。我们或许怯懦而又愚蠢地把 法国称为我们当然的敌人。法国或许也同样怯懦而又愚蠢地把我们看成是当然的 敌人。法国和我们都不会对日本或中国的繁荣心怀妒忌。然而，我们也很少能卓 有成效地运用我们对这些遥远国家的友好感情。

    最广泛的公共善行——这是通常可以相当有效地实行的——是政治家们的 善行。他们筹划和实现同邻国或距离不远的国家结成同盟，以保持所谓力量平衡， 或者在与其谈判的一些国家的范围内保持普遍的和平和安定。然而，政治家们谋 划和执行这些条约，除了考虑各自国家的利益之外，很少会有任何其它目的。确 实，有时他们的意图更为广些。阿沃（Avaux）伯爵，这个法国全权大使，在签 订蒙斯特条约时，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根据雷斯[Retz]红衣主教，一个不轻易 相信他人品德的人的要求），以便通过签订条约恢复欧洲的普遍安定。威廉王似 乎对欧洲大部分主权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具有一种真正的热忱；或许这种热忱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他对法国特有的嫌恶激发出来的，德国的自由和独立在威廉王时代 大抵处于危险之中。同一种仇视法国的心情似乎部分地传到了安妮女王的首相身 上。

    每个独立的国家分成许多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每个阶层和社会团体都有 它自己特定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每个人同自己的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自然 比他同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更为密切。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声誉、以 及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伴的利益和声誉，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它人有关联。他雄心勃 勃地扩展这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的特权和豁免权；他热诚地维护这些权益，防止它 们受到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的侵犯。

    每个国家的所谓国体，取决于如何划分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取决于在它 们之间如何分配权力、特权和豁免权。

    国体的稳定性，取决于每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维护自己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 免受其他阶层侵犯的能力。无论什么时候，某个阶层的地位和状况比从前有所上 升或下降，国体都必然会被或大或小地改变。

    所有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