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卡斯特利奥的罪行是那样的无关宏旨，而卡斯特利奥就是因为这一罪行而被拒绝任命为传教士的。但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对加尔文这样的人来说，在教义领域内并没有什么无关宏旨的事情。由于在教会中已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由他独揽大权的统一体，以他的刻板的气质而言，一个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偏离，其危险的程度，不比一个严重的错误为轻。在加尔文用始终如一的路线建立起来的逻辑大厦里，每一石块、每一小碎片，一定要整齐地安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正象在政治生活中，在习惯法和法律方面，同样地也在宗教圈子里，原则上加尔文反对任何一种自由一样。如果他的教会要继续存在下去，一定要从基层直到最高领导阶层都保持独裁统治。在他的自治城里绝不允许任何人拒绝承认他至高无上的领导，或对自由抱有热望。

    因此，市政会传令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进行公开辩论并在会上提出各自意见的文件证明，此举是白操了心。我不能老是重复说，加尔文只希望教育别人，从来不愿开会让别人教育他。他拒绝同任何人讨论事情，他只下命令。在他第一次为这事情发言时，他要求卡斯特利奥要“回到我们的思路上来”，警告他不要“相信他自己的判断”，而与教会的基本实体相对抗。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一样忠实于信念。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良心上的自由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上的善。为了这自由，他准备付出任何世俗的代价，他知道他只要在这两项无关宏旨的问题上智胜了加尔文，在宗教法庭上他就十分有利。

    卡斯特利奥以不屈不挠的独立精神答复说，没有什么可以诱使他作出无法履行的允诺，因为这一允诺会使他作出无视良心的行为来。因此，让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公开进行一次辩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在非常的时刻，这两个在宗教事务上要求完全自由的人物发现，他们各自代表的自由宗教改革和正统宗教改革就要撞车了。在和卡斯特利奥进行了一场聋子对话式的争执以后，加尔文在一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说：“就我们的对话，我能作出的判断是，他对我的成见如此之深，以致于我难以相信，我们能够互相了解。”

    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有什么成见呢？加尔文披露说：“塞巴斯蒂安总以为我渴望统治。”说实在的，没有比实际情况更扼要更清楚的了。两年来，卡斯特利奥所知道只不过是别人所早已知道了的，那就是说，由于加尔文暴虐的冲动，在日内瓦只容得一个人的意见，即他自己的意见；就是说，除了贝齐之类的追随者外，没有人能够在他精神影响的圈子里生活并准备在教义的每一方面都让加尔文领导。现在卡斯特利奥再也不能呼吸这样窒息的空气，不能忍受这样的精神高压统治了。他从法国流亡，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不是为了让自己服从于一个新的基督教的控制和监督；他抛弃古老的教条，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新教条的奴隶。加尔文把福音书当作僵硬的、系统化的合法法典，而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耶稣是人类中最有人性的，是伦理学上的一个典范，每一基督教信徒应根据自己的方法予以仿效，并用理性之光谦卑地加以阐明，这绝不意味着：某人提出的某种新的解释，就是独家掌握的真理。卡斯特利奥只能愤慨地注意到，日内瓦的那群传教士以傲慢的自信译述上帝的旨意，就好象他们只懂这样的语言似的。卡斯特利奥被那些人如此固执已见、如此骄横，并继续不断地坚持他们的召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所有其他的人则是可怜的罪人的说法所激怒。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他对他们的意见作出评论：“在所有事情上，均批准自己为上帝的代理人，并乐此不疲。”卡斯特利奥站起来请求“上帝的使者们”遵守这样一个检讨的结果，不要审问、惩罚、谋杀那些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不幸的是，我们只能通过加尔文所编辑的一本评论集来猜测卡斯特利奥的原话，而加尔文是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