窜改原话能占敌手的上风，就毫不迟疑地会这样去做的，他甚至不借篡改圣书。但即使从加尔文抱有偏见的描述中，我们仍能推断出，卡斯特利奥曾公开声明说，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难免要犯错误：“保罗是上帝的一个仆人，而我们只为我们自己服务。保罗是有耐心的，而我们极端缺乏耐心。别人不公平地折磨保罗，而我们迫害无辜。”

    加尔文出席了这次会议，看来卡斯特利奥的猛烈攻击使他大为惊诧。如果他是一个象路德那样激动和自信的爱争论的人，他会迅即作出猛烈的口答；而象伊拉兹马斯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则很可能会进行学术上的争辩，当然不会太激动。但加尔文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有策略和讲实际的人：一个知道怎样克制自己的人。他能注意到卡斯特利奥的发言对那些出席会议的人有何等强烈的印象，意识到在当时进行反击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不反驳，只把薄嘴唇闭得更紧。“当时我保持平静”，当为他出奇的自我克制解嘲时，他说：“我只是为了避免在许多外面人的面前，开始一场激烈的讨论。”

    后来他在比较亲近的圈子里说了些什么？他会谦细地、人对人、观点对观点地叙述他和卡斯特利奥的不同吗？他会把卡斯特利奥传到宗教法庭，向他的敌手提出挑战，用有姓名有事实的文件加以全面的控告吗？全然不会。在政治事务上加尔文从来不愿走直路。对于他来说，敌对批评的每一尝试都代表了比神学上的意见分歧更大的事。这是对国家的一项罪行，构成了犯罪。现在，必须要以世俗的武力来对付犯罪了。卡斯特利奥并没有被传到宗教法庭，而是被传到世俗的权威之前。一件道德上的争执变成了惩戒性的程序。在提交给日内瓦市行政会的控告中，加尔文写道：“卡斯特利奥破坏牧师的威望。”

    市行政会不愿意考虑这一问题。传教士们不爱吵架，我们不能不认为世俗当局对宗教法庭篡权一事是不安的。委员们把决议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的判决模棱两可。卡斯特利奥受到训斥但未处分、未被除名。但提名他为温多华传教士的活动在另行通知之前暂行停止。

    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惩戒，有人可能认为足以使卡斯特利奥满足了。但他另有主意。这一事件只不过加强了他先前的想法：在象加尔文那样的一个暴君的独裁统治之下，日内瓦就不会有自由精神。因此他请求市行政会解除他的职务。他通过第一次尝试使用力量和研究他敌手的策略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他知道政治党徒用专横对待真理，他们想使真理为他们的政策服务。卡斯特利奥清楚地预见到，他坦率、果断地拒绝高位显职，只能使他的敌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卡斯特利奥失去官职的原因是由于某种不端的行为。因此，在离开日内瓦之前，卡斯特利奥请求得到一份有关这事件的书面报告，加尔文别无选择只好在报告上签名。这份报告现仍存巴塞尔图书馆国家文件档案中。在那儿，我们读到之所以拒绝任命卡斯特利奥为传教士，仅仅只是因为两项无关宏旨的神学上的分歧。报告最后部分的原文如下：“没有人可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离职的原因妄加猜测，我们全体宣布他是自愿辞去学院院长职务的。直到最后，他是如此圆满地完成了职责，我们认为他值得成为我们传教士的一员。即使最后的人事安排并非如此，这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现卡斯特利奥有任何不端行为，而仅仅是为了上述原因。”

    加尔文当然还是得到了胜利——从日内瓦勾销了那唯一能站出来反对他的人。但毋庸置疑，这胜利是付出极大代价才得到的。卡斯特利奥极孚人望，许多人把他的离去当作本城的一大损失。公众的舆论认为，“加尔文大大冤枉了卡斯特利奥老爷”。整个人道主义者世界普遍认为：加尔文在日内瓦谁也不容，只容得对他的所有意见唯唯诺诺的人。二百年以后，服尔泰把对卡斯特利奥的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