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不会讲故事。加尔文记载的加尔文的行为，极妙地揭露了他的僵硬和严酷。那胜利的独裁者走下受难者寒冷阴湿和黑暗的地牢，不是向这个已被折磨得要死的人说一句兄弟般的或基督教徒仁慈的话，不是向他提供安慰。加尔文平静地、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开始与塞维特斯交谈，他问后者为什么要他来。很显然，他希望塞维特斯跪下来，请求那全能的独裁者撤销判决，或者至少能够减刑。塞维特斯的回答十分简单。因此，任何人，只要他胸口还有一颗人心的话，一定会被记载所感动。塞维特斯要加尔文来的唯一目的是请求宽恕。受害者还表示与送来判决的宗教法庭提出和解。加尔文面容冷酷，他永远不可能将一个政治和宗教上的敌手当作一个基督教徒或一个人。

    请读一读他冷酷的记载中的话吧：

    “我唯一的回答是，我从来（那是真的）不对他有个人的恶意。”

    加尔文不能也不愿理解塞维特斯那具有异常酷爱和平性格的最后姿态。加尔文说，他和塞维特斯之间不能和解。后者必须停止想他自己，直率地承认错误，承认他对上帝犯了罪——这个定了罪的人曾否认过上帝的三位一体的性质。理论家加尔文有意无意地拒绝承认这不幸的人是一个人或一个兄弟。今天这个人就象毫无价值的柴块那样被投入火中。加尔文这个僵死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塞维特斯只不过是一个拒绝他的上帝概念，从而否定了上帝的人。在这最后时刻，加尔文唯一要行使的独裁权力，是迫使塞维特斯公开声明说塞维特斯是错的而加尔文是对的。然而，由于塞维特斯认识到，这钢铁意志的狂热者想要夺去仍然还留在他无用的身体里还活着的东西，那犯人视为自己神圣的一部分的信念和信仰，因此他顽强地进行了抵抗并坚决拒绝作出那怯懦的公开声明。塞维特斯宣称，他愿意同他的敌手和解：人对人，基督教徒对基督教徒，但没有东西能诱使他牺牲（他的生命以分计算了）他终其生所奉献的信念给他的对手。改变皈依的企图失败了。加尔文没有什么必要再谈下去了。任何人，只要他在宗教事务上不愿毫不踌躇地遵照加尔文的意志办事的，就不复是加尔文的基督兄弟，而不过是撒旦的一个孬种，一个徒然地与之进行友好交谈的罪人。为什么要对一个异端表示一丝一毫的仁慈呢？加尔文不置一词，掉头离开了他的受害者，也未再友好地看他一眼。这个狂热的原告是以这样的话来结束他的记录的——这些话将对他作出永恒的宣判：“因为我用辩论和警告不能达到目的，我不希望比我的上帝更聪明。根据圣保罗制订的教规，我从异端那里退出，让他审判他自己。”

    在火刑柱上用文火烤死是所有各种死刑中最痛苦的。即使在以残酷著名的中世纪，也很少执行这种极刑。在大多数案件中，那些受到这样致命判决的也不是让其被火烧死。他们先被绞死或以某种办法使其失去知觉后再烧死。这是新教徒第一次对一个异端判处这样可憎的死刑。我们很了解加尔文的为人，当人道主义者的愤慨的呼喊声升起很久以后，在很久很久以后还滞留在世界上时，他会竭力把对塞维特斯以罕见的残酷执刑处死的责任推诿掉。在塞维特斯的肉体化为灰烬几年之后，他告诉我们，他和宗教法庭其它成员曾试图促成把文火烧死减刑为较轻的用剑砍死。但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了（“我们请求减刑，但是无用”）。在市行政会的记录簿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字是说明这徒劳的努力的。加尔文在审讯的全过程中，曾经对市行政会施加压力以通过判处塞维特斯死刑，井达到了目的。难道任何公正的人士会相信加尔文突然成为一个毫无影响的日内瓦平民而不能提出一个比较仁慈的处死方法吗？就塞维特斯而言，这是真的，加尔文想过减刑——但只有在塞维特斯愿以精神上的牺牲、在最后时刻的改变皈依来换取减刑才有可能。不是出于人类的仁慈而是出于赤裸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