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说的话。有很多的人和他的观点相同，但认为不宜出口。甚至这可敬的泽钦维特，也与他的老师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不同，在当时的争论中明确地站在一边。泽钦维特谦卑地通知加尔文，他不打算公开抗议。“我将不涉足于竞技场，除非我的良心驱使我这样干。我宁愿在我的良心允许的范囤内保持沉默，不去激起争论而伤害任何人。”一个人道主义气质的人是太易于听任事件摆布的，这样就使暴力有机可乘。几乎所有的人道主义者的表现和这杰出然而温和的泽钦维特相同。他们保持缄默。这些人道主义者、教士和学者们，有的憎恨公开争吵，有的深恐如果不（伪善地）宣称处决塞维特斯是一件值得赞美的功绩的话，自己会被怀疑为异端。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方，看来好象所有的人都服从于加尔文荒谬的要求，主张将持异议者处决。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一个声音，一个加尔文十分熟悉但是深恶痛绝的声音出现了，它以侵犯人道为名，谴责加尔文应对杀害米圭尔·塞维特斯负责。这就是卡斯特利奥平静的声音。他从来也没有被那日内瓦的独裁者的威胁所吓倒；为了拯救无数其它人的生命，他毅然决然甘冒生命危险。

    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斗士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热情地投入纷争的，而是那些长时期犹豫的人们。因为后者爱好和平，又因为他们的决定是慢慢形成的。一直到他们竭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并认识到求助于权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才不高兴地拒绝强加于他们的地位，集合起来自卫。但是，那些最难决定战斗行动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不可动摇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的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不爱斗争。妥协的方法更合他温和敦厚的宗教天性。就象他精神上的前辈伊拉兹马斯，他知道真理是有许多面的，不管是尘世的还是神圣的，甚至他最重要的一篇著作（一五六二年写成但到现在才印行），公认为重要的命题《论怀疑的诡计》也不是偶然的，卡斯特利奥不停的自我反省，完全不会使他成为一个怀疑论者；他谨慎小心，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意见；他宁愿缄默也不愿过早干预一场不相干的争吵。为了内心的自由，他自动放弃了公职和高位；之后，他退出政治生活，宁愿献身于宗教上创造性的事业：把《圣经》译为拉丁文和法文。他在巴塞尔，这最后的宗教自由的国中之国安了一个安静的家。在巴塞尔的大学里依然保存着伊拉兹马斯的遗物，为了这个理由，那些过去的泛欧洲运动的幸存者都逃到那里，以逃避宗教独裁者的迫害。在巴塞尔还住着卡尔斯塔迪，他被路德从德国放逐出来；伯纳丁诺·奥钦纳，罗马宗教法庭在意大利境外追猎他；卡斯特利奥，被加尔文从日内瓦逐出；雷吕斯·素西努斯和科吕斯.赛肯达斯.特利赛；还有低地国家的放逐者，以化名为掩护，再洗礼派的戴维·乔立斯。共同的命运，共同地反对迫害，把这些流亡者带到了一起。虽然在宗教事实上他们彼此都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在结成友谊前不必在教义的每一细节都取得一致。形形色色的独裁者既对他们的思想也对他们的身体行使权力，他们与独裁者一刀两断之后，就在巴塞尔过着一种安静隐居的生活。他们不向外界送传单和小册子，他们不发表会引起争论的演说，他们不拉派结党。使他们空前团结在一起的是痛苦。那些在精神领域，同样也在肉体领域日益加强的独裁权力使他们感到痛苦。寂寞的“规劝者”（就象任何反对实行教义恐怖的人后来这样自称的）是根据和平、博爱联合起来的。

    这些独立的思想家们，当然把烧死塞维特斯和加尔文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的凶恶的小册子看成是宣战。在如此蛮横的挑战面前，他们被愤怒和恐怖激怒了。他们认识到争端是决定性的。如果对这样一个荒谬的行为不起而应战的话，那么，欧洲的思想自由就到了末日。强权会代替正义。“在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