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总是通过决心组织其臣民才能增强其军事力量的，那些艰苦卓绝、坚韧顽强的航海家和殖民主义者们，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征服并开拓新大陆的，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这些世代的清教徒帮助塑造了北美洲的特性，因此，美国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应主要归功于从毕伽来的教条主义传教士们教育的影响。

    毫无疑问，在今天，一九三六年（四百年前，伊拉兹马斯逝世；日内瓦决定全部按照福音和上帝的旨意生活；加尔文第一次莅临日内瓦），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那著名的“教规”并未以其最犀利的形式在新教的全欧洲成功地建立起来。由于仇视美、快乐以及生命本身，加尔文主义者对光辉浩瀚的生命和艺术上豪华的挥霍大发脾气。他们的制度苛刻而有秩序，对创造性的表演设置禁令，对彩色的火焰覆以柩衣。在文明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也曾被如此统治过。正如在以后的几世纪中他们在日内瓦阉割艺术；正如他们控制英国后迅即把精神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莎士比亚剧院践踏在地；正如他们清除了教会里的图画和雕塑艺术，以反复灌输对上帝的敬畏作为人间欢乐的代替品。就这样，在整个欧洲，他们规定：热情只在以一种虔诚的形式，把人类引向上帝时才能予以宽容。其它的热情表现形式是作为反对他们对摩西律的说明而必须严加谴责的，如果他们达到了目的，这世界将变得何等的稀奇古怪。欧洲精神会经历衰退，会自行满足于神学上的无益而琐细的分析，再也不会有永无止境的自身发展和转变了。因为，如不用自由和快乐施肥，世界就会变得贫瘠不毛、毫无创造，而生命，如被严肃的制度束缚，就会变成冻僵的死尸。

    值得庆幸的是，正如非斯巴达的希腊人不会向斯巴达式的严厉就范一样，欧洲不允许其本身教规化、清教徒化、“日内瓦化”。僵化的加尔文主义只在欧洲的一小部分取得胜利，而且，即使在那儿也很快地让出了位置。加尔文的神权统治不能长期强加于任何国家，当独裁者一死，顽强的现实就把他要实行的毫不宽容的“教规”缓和下来。到最后，事实证明，温暖的情感比抽象的教条更有力，生命的汁液透过了强加的镣铐，冲破了所有的束缚，缓和了所有的严酷。正象一块肌肉不能无限期地处在紧张状态，或者一种激情经常持续地白热化一样，在精神领域内的独裁统治不能永远保持它无情的激进主义。它甚至很少能持续到一代以上。

    这样，加尔文的不宽容教规可能比所希望的更快地缓和下来。很少有在一个世纪流逝以后，一种教义会和它开始传播时完全一样。如果我们认为后来的加尔文主义等同于加尔文的加尔文主义，我们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毫无疑问，即使在让·约克·卢梭时代，日内瓦人仍忙于争论，究竟是否应该禁止戏院，而且他们自问“美术、究竟是表示人类的进步还是人类的罪恶——而在这以前很久，加尔文主义粗糙的棱角就已经磨光，对上帝旨意僵死的说明已按人类的需求予以改写。进化的潮流为了本身神秘的目的知道怎样去约束它的创造物。永恒的进步从每一种制度那里所接受的仅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将限制自己的都抛弃掉，就象我们扔掉水果皮一样。人类在实现其伟大的计划中，独裁者们不过是暂时的力量。那些把生命的格调禁锢在机械反应范围内的愿望，只能在短期内能达到目的，因为，接着生命就会导向一个比较有力的出口。就这样，通过奇妙的修改，加尔文主义却由于其要阻碍个人自由的狂热决心，产生了政治自由的思想。荷兰、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和美国，这三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雏型，给国家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带来宽广的视野。近代最重要的一份文件，美国独立宣言，就是由清教徒精神所产生，而这一宣言反过来又对法国人权宣言的形成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两极相通是最奇特的转化的景象。最彻底地浸透了不宽容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