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欧洲宽容的中心。正是那些加尔文宗教统治过的地方，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后来实现了。那日内瓦城，加尔文曾在那里烧死过塞维特斯（因为那西班牙人胆敢同独裁者持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的时候却成为那时还活着的反基督者服尔泰——“上帝之敌”的避难所。这一“反基督者”是被加尔文的继承者，圣皮挨尔大教堂的传教士们恭敬地邀去访问的。他们毫不迟疑地同这一无神论者进行哲学上的讨论。此外，还是荷兰，那些在地球上除此地外找不到栖息处的人们，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著书把人类从教会主义和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侈谈奇迹的芮农，则宣称让僵化的新教徒们去推进理性主义者的启蒙运动乃是奇迹。但他们确实那么做了。那些在其它国土上由于信仰和观点而受到迫害的，都逃到加尔文主义的荫影下寻求保护。两极相通了。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死后两个世纪，前者的要求和后者的要求：一方面是兄弟般的宽容，另一方面是宗教，肩并肩地、和平地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共处。

    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和加尔文的理想，比它们的创造人活得更久。当一个人死亡时，看来可能有一个短暂的空白——死者的言行升华为空虚，可能在几十年内都处在沉默之中，就好象地球成了死者的棺材似的。没有人私下低语卡斯特利奥的名字；他的朋友们或死或消失；他所发表过的极少的著作逐渐变得不可得；没人敢印他未发表过的作品。可以想象，他战斗过的战场，他生活过的生命都化为乌有。但历史以不可思议的路径移动着。他的敌手显然的绝对胜利促成了卡斯特利奥的复活。加尔文主义在荷兰的胜利太彻底了。由狂热的教派锤炼出来的传教士们以为在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理应比加尔文更严厉。然而不久，在这些顽固的人中间（他们曾经成功地反对那些自称有权统治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人），对抗又重起。荷兰人不能容忍他们新近得到的政治自由被在良心领域内的教条高压统治所扑灭。有些教士开始抗议（后来称他们为“抗辩者”），反对加尔文主义极权主义的要求。在他们寻求精神上的武器反对不留情的正统观念时，他们忽然想起了一位先行者。他几乎已成为传奇人物，库恩赫茨和其他自由派新教徒发掘出了卡斯特利奥的著作。从一六0三年起，开始重印著作的原版和荷兰文翻译本。它们获得了普遍的注意并引起了读者日益增长的钦佩。

    很显然，卡斯特利奥宗教宽容的理想没有在坟墓中腐烂，在寒冬之后它活了下来，现在以崭新的活力开出了花朵。热中于宗教宽容者并不满足于重印大师的著作，他们还遣使到巴塞尔把遗留下来的手稿弄到手。这些著作被带回荷兰，出版了原著和翻译本。这样，在卡斯特利奥死后半个世纪，荷兰豪达出版了他的选集：（一六一二年）。复活了的卡斯特利奥随即成为争议的中心，并第一次有了一大堆信徒。他的影响传播甚广，虽然几乎是非个人的和隐姓埋名的。卡斯特利奥的思想在他人的著作和斗争中重新生活。著名的阿明尼阿斯教派主要是以他的著作中的论点来支持和拥护自由改革的新教主义的。当一个再洗礼教徒在库尔以异端的罪名受审时，甘特纳，瑞士格里松地方的一位传教士极力为被告辩护，并在出庭时手持“马丁努斯·比利斯”的书。非常有可能（虽然这假设缺乏文献证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曾直接受到卡斯特利奥思想的影响，因为卡斯特利奥的著作在荷兰现在几乎已家喻户晓了。不管事情可能怎么样，宗教宽容的事业已不单独被知识分子和人道主义者所支持，它逐渐地成为低地国家全体人民的事业，他们都已倦于神学上的争论和宗教上的兄弟阋墙之战。在乌得勒支和约上，宽容的思想成为管理国家事务的武器，它强有力地把抽象化的领域具体化，并扎根在坚实的地球上。卡斯特利奥曾向红衣主教们热诚地呼吁，要求他们尊重别人的观点，现在自由了的人民都听到了，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