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府管理对象的种种人事过程，那是可以和冯?诺意曼用数学研究过的那种意义的博奕相融合。虽说这类博奕已经有了一个不完全成套的规则，但还有其他的博奕，有大量博奕者参加，其数据极为复杂。国家管理机器可以把国家定义为在每一特定阶段都能以最优方式取得信息的博奕者，而国家又是一切局部决策的唯一的最高调节者。这些都是绝无仅有的特权；如果这些特权都是科学地使用的，那它们就会使国家在一切情况下击败自身以外的所有参与人事博奕的博奕者，这只要提出下列的两端论法就足以说明问题：要末立即毁灭对方，要末有计划地跟对方合作。这就是不受外界干预的博奕自身的必然结果。热爱美好世界的人们确实是有某些东西让他们到梦乡中去寻找的。

    不管这一切怎样，值得庆幸的也许是：国家管理机器不会在不久的未来出现。因为除有种种非常严肃的问题仍需搜集大量信息并从速处理外，预测的稳定性问题仍然处在我们的控制能力所能认真梦想的范围之外。这是因为人事过程可以比拟为规则不完全确定的博奕，尤其可以比拟为规则自身为时间函数的博奕。规则的这种变化，既取决于博奕自身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有效细节，又取决于博奕者们每一瞬间面对所得结果的心理反应所构成的系统。

    还有比这些情况甚至变化得更加迅速的情况。在1948年的选举中，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发生的情况看来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一切，不仅使得种种预测因素受到影响的复杂性增大，它也许还使得人事状况的机械操作根本破产。就我们所能作出的判断而言，这里只有两个条件可以保证人事问题取得数学意义上的稳定性。这两个条件是：一方面，广大的博奕者是十分愚蠢无知的，他们受到一位精明的博奕者的愚弄，而他甚至还可以计划出麻痹群众意识的方法来；或者，另一方面，有足够的善意允许某人为了稳定全局起见而把自己的决定提供给一位或为数无多的几位在全局中具有任意特权的博奕者作为参考。这是一门艰苦的课程，其中都是冷冰冰的数学，但它可以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冒险事业——彷徨于人情世事变幻莫测和可怕的大海兽的到来之间——指点迷津。和这种情况比较起来，霍布士《利维坦》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笑话而已。今天，我们去创建一个庞大的“世界国家”是冒着风险的，在这样的国家中，能使群众统计地得到幸福的唯一可能条件恐怕就是存心蓄意作出粗暴不公之举了：对于每个头脑清楚的人讲来，这是一个比地狱还要坏的世界。对于目前正在创建控制论的人们而言，给他们的技术干部增加上述的思想也许不无好处，这些技术干部现在已经从所有各门科学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其中有些是严肃的人类学家，也许还有一位对世界问题表现出某种好奇心的哲学家。

    P．杜巴勒的国家管理机器并不因为它有自动控制人类的任何危险而令人感到恐怖。

    这种机器过于粗糙，过于不完善了，它不足以表现人类合目的的独立行为的千分之一。

    不过，它的真正危险却是完全另一回事，那就是，这类机器虽然自身不会兴风作浪，但可以被某人或某一伙人所利用，以之来增强他们对其余人类的控制；或者是，某些政治领导人不是企图借助机器自身来控制人民，而是企图通过政治技术来控制人民，这种政治技术对人的可能性显得如此之狭隘，如此之漠不关心，就好象它们事实上是用机器制订出来的一样。机器的最大弱点——正是这个弱点使我们远不至于被它统治住的——就是它还计算不出表征人事变化幅度甚大的几率性。用机器来统治人类就预先假定了社会已经处在熵增加的最后阶段，其中几率性可以略而不计，各个个体之间的统计偏差等于零。幸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状态。

    即便现在还没有P．杜巴勒的国家管理机器，但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