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五十年代的种种发展所已经表明的情况看来，我们还是发展出了新的战争概念，新的经济竞争概念以及以冯?诺意曼的博奕论（它自身就是一种通讯理论）为依据的宣传概念。我在前面的一章中已经讲过，这种博奕论有助于语言理论的研究，但是，现在有些政府机构却热衷于把它应用在军事和半军事的攻守目的上面了。

    博奕论依其本质而言乃是以博奕者之间的协议或结合为基础的，每个博奕者都力图制订一种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假定自己的敌手和自己一样地为了争取胜利而各自使用最优的策略。这种大规模的博奕已经机械地实现了，而且大量制造出来了。纵使这种理论所依据的哲学也许不为我们的对手共产主义者所接受，然而，有种种明显的迹象表明：在俄国也象在我们这里一样，对于它的可能性已经作了研究，俄国人不满足于接受我们所提出的理论，已经在它的若干重要方面作了可能的修正。具体说，我们在博奕论上所完成的大部分工作（虽然不是全部工作）都是以下述假定为依据的：敌我双方都有无限的才干，我们博奕所受到的限制唯一地决定于分配到我们手上的牌或者棋盘上的明显局势。有相当数量（事实方面而不是文字方面）的证据表明：俄国人给世界赌局的这个态度补充了一个看法，即考虑到了博奕者的心理限制，特别是考虑到了他们作为赌局自身的组成部分的疲劳性。因此，现在世界矛盾的双方本质上都在使用着某种国家管理机器，虽然它从任一方面说来都不是一部独立的制订策略的机器，但它却是一种机械技术，这种机械技术是适应于那群醉心于制订策略的、象机器般的人们的紧急需要的。

    P．杜巴勒吁请科学家注意世界上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日益增长的机械化，其情况就跟一部巨大的按照控制论原理进行工作的超人般的机器一样。为了避免这种机械化所带来的多方面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危险，他之强调需要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是十分正确的。

    换句话说，作为科学家，我们一定要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一定要知道安排给人的种种目的是什么，甚至当我们一定得去使用象军人或政治家之类的知识时，我们也得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定得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控制人。

    当我说到机器对社会的危险并非来自机器自身，而是来自使用机器的人时，我的确得强调一下S.巴特勒的预见。在《爱理翁》中，他认为，机器只有被人用来作为自己的附属器官时才能征服人类，否则，它就无所作为。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宜把巴特勒的这个预见看得过分认真，因为事实上在他的那个时代，他和他周围的任何人都无法理解自动机行为的真正性质，而他所讲的话，与其说是科学方面的评论，勿宁说是言词方面的尖锐夸张。

    自从我们不幸发现了原子弹以来，我们的报纸一直在大事渲染美国人“懂得如何做”。

    但是，还有一种比“懂得如何做”更加重要的品质，而这，我们就无从责备美国有任何不当之处了。这个品质就是“懂得做什么”，我们不仅据此来决定如何达到我们的目的，而且据此决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若干年前，有位知名的美国工程师买了一架高价的钢琴。一两个星期以后，事情明白了，该物之被购买并非因为他对钢琴演奏的音乐特别减到兴趣，而是因为他对钢琴的机械结构有着不可抗拒的好奇心。对于这位先生讲来，钢琴这种乐器并非产生音乐的工具，而是给某位发明家提供机会来表明他在乐器生产中如何巧妙地克服若干困难的工具。这种态度对于中学二年级学生讲来是值得尊敬的，但对于国家的整个文化前途赖以决定的人物之一讲来，这种态度如何值得尊敬，我留给读者去考虑。

    在我们童年时代读过的神话故事中，我们学到了一些比较单纯、比较浅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