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的地方，凡为官僚机构所真正反对的事就没有一件能办得通。

    这种国度的结构乃是把这个国族的经验和实际能力组织成一个有纪律的团体，为了对其余的人进行管治；这个组织自身愈是完善，它从群体各等级中为自己吸收并训练最能干的人员愈是成功，那么它对包括这官僚机构的成员在内的一切人们的束缚也就愈加完整。因为管治者自己也成为他们的组织和纪律的奴隶，正不亚于被管治者之成为管治者的奴隶。中国的一个大官和一个最卑下的农夫一样，同是一种专制政体的工具和仆役。耶稣会的一个个别会友乃是这社团的最卑微的奴隶，虽然这社团自身却是为成员们的集体权力和地位而存在的。

    还有一点也不可忘记，那就是说，若把一国中的主要能手尽数吸收入管治团体之内，这对于那个团体自身的智力活动和进步说来，也迟早是致命的。他们既经结成一个队伍，运用着一个和所有制度一样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则来进行的制度，这个官吏团体便不免在经常的诱引下逐步堕入惰性相沿的例行公事之中，或者，假如他们有时也厌弃那种老马推磨的作风的话又猝然陷入这个团体的某一领导成员所偶然幻想出来的没有完全经过证验的、不成熟的见解里面。要遏止这两种貌似相反实则密切相联的趋势，要刺激这个团体的能力使其保持高度水准，唯一的条件是应对在这个团体外面的有同等能力的监视批评负责。因此，要在政府之外保有某些手段来形成这种能力，并给以为对重大实际事务做出正确判断所必需的机会和经验，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还想永久保有一个有技巧、有效率的工作团体——尤其是一个能够创新和愿意采取改进办法的团体；如果我们还不想让我们的官僚机构堕落为一个腐儒机构，那么，这个团体就切不可把一切足以养成为管治人类所需要的才具的职业都垄断起来。

    要判定那些对于人类自由和进步是如此可怕的灾祸究竟到哪一点就开始发生，或者更清楚地说，要判定那些灾祸究竟到哪一点就会压过在社会公认的领袖之下集体应用社会力量以排除社会福祉的障碍所得到的好处而开始成为灾祸；要尽量获致集中权力和集中智慧的优点而又不致把一般活动过量地转入政府方面，这乃是政治艺术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这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个细目问题，须从多种不同的考虑来看，而无法定出一条绝对的规则。但是据我所信，有一条妥当的实践原则，有一个心目中应存的理想，有一个足以测定旨在克服这个困难的一切安排的标准，可以用如下的字句表述出来：要做到符合于效率原则的最大限度的权力分散；但也要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报集中，还要尽最大的可能把情报由中枢散播出去。譬如说，在内政的行政管理方面，例如在新英格兰诸省，凡不宜由直接有关的人们自己去办的各项事务，都应细加分类，各设官职，人选则由各个地方自行选出；但是在此之外，在地方事务的每一部门，中央还应各设一个监督机关，形成一般政府的一个部门。这个监督机关的职能是要把各地方在各该部门工作中所得各种情报和经验，要把外国类似工作中所得各种情报和经验，还要把政治科学一般原则中所有各种情报和经验，全都集中起来，象集中在一个焦点那样。

    这个中央机关应当有权了解一切做过的事情，其特殊义务则在使一个地方所得出的知识能为其他地方所利用。由于它所处地位高，观察范围广，不为一个地方的琐细偏见和狭隘眼光所局限，所以它的通报自然就带有很大的权威；至于它的实际权力，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设置来说，我以为应当只限于强迫地方官吏服从为指导他们而制定的法律。凡在一般法规中没有预作规定的事，一概应由地方官吏自行裁处，但要对他们的选民负责。

    若违犯法规，他们应对法律负责，而法规本身则应由立法机关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