龄，叫每一儿童开始受试，以断定他（或她）是否已能阅读。如果有个孩子还不能阅读，对于他的父亲，除非他有可得原谅的充足理由，就可处以一笔适中的罚款，必要时还可叫他用自己的劳动来筹措缴纳，并由他负担费用把孩子送入学校。每过一年应举行一次新的考试，逐渐扩展考试科目的范围，这样就在实际上强制了所有儿童普遍获得特别是普遍保有一定的最小限度的普通知识。在这个最小限度之外，还应当有各种科目的自愿考试，凡精通程度达到一定标准的人可以要求发给证书。为防范国家会通过这些安排来对人们的意见施加不正当的影响起见，凡考试中甚至较高一级的考试中所测验的知识（除那部分工具性的知识如各种语言文字及其用法之类不计外）应当严格地限制在事实和实证科学的范围之内。关于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有争论的课题的考试，不应当变成测验意见真伪，而应当只是测验事实知识，例如说某某作家、某某学派或者某某教会曾根据什么什么理由主张什么什么意见。在这种制度之下，方兴的一代在一切有争论的真理方面并不会比现在的一代陷于较为困难的处境；他们仍然和后者一样可以被培育成或奉国教或不奉国教的人，国家只不过照管他们成为有教养的教徒或者有教养的非教徒罢了。不阻挡他们在受到各种其他教育的同一学校中也受到宗教教育，假如他们的父母愿意的话。国家若试图在有争论的题目上使它的公民得到倾于一方的结论，就是一种罪恶；但是若要断定并证明一个人在任何所设的值得注意的题目上保有为做出结论所必需的知识，却是很正当的。一个攻读哲学的学生，不论他是信服康德（Kant）还是信服洛克（Locke）！或者甚至两个都不信服，若能既经得起关于康德的考试，又经得起关于洛克的考试，那总是更好一些；同样，若对一个无神论者给以有关基督教各种证验的考试，只要不要求他宣称相信它们，那也没有理由可以反对。关于较高的各部门知识的考试，我以为应当是完全自愿的。若让政府握有这样的权力，一说某人不够资格就不能得到职业，即使是不能得到教书的职业，那就未免太危险了。我和罕波尔特的意见一样，认为对凡来应试并经测验及格的人，都应授予学位或者其他关于学问成就或职业成就的官方证书；但是这类证件除会受到公众意见对其证言的重视外，绝不应当更成为在职业竞争上压倒他人的优越条件。

    把自由的概念用错了地方，便会阻碍人们在最有根据可以认定父母负有道德义务的事情上认识不到这种道德义务，也会阻碍国家在有些最有根据应当课以法律义务的事情上不去课加这种法律义务；不止在教育问题上是这样。造成一个人的存在，这件事实本身就是人类生活范围中最有责任的行动之一。谁要承揽这个责任，谁要授与可以是祸可以是福的生命，除非那个被授与生命的人将来至少会有取得称意生存的一般机会，那就是对那个人的犯罪行为。在一个人口已经过多或者有人口过多的威胁的国度里，若生出为数稍多的孩子，结果会因有他们的竞争而降低劳动的报酬，这对于一切依靠劳动报酬维持生活的人们也是一个严重的侵犯。欧洲大陆许多国度在法律中规定，凡男女双方不能表现有维持一家生活的手段时便不得结婚，这并没有越出国家的合法权力的范围；这种法律无论定得合宜不合宜（这问题主要地要看当地的情况和情绪而定），都不能认为它违犯自由而加以反对。

    这种法律乃是国家为禁止有害行动而作的干涉；这种行动既然有害于他人，即使说还不宜加以法律的惩罚，也是应当受到谴责，受到社会的诟非的。但目前流行的自由观念却是：一方面，在看到一个人在只关自身的事情上遭到到真正侵犯时，竟十分容易屈从；另一方面，对那人的意向，当任其纵情做去，结果是把一个或几个不幸的、堕落的生命加于后代，还会对影响所及的许多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