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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散漫的作风
    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说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多少人考上了清华大学,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大概当时人们心目中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将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一来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几乎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开朗。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环境不同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上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大家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的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所以这个学校跟我的关系算是非常密切。两个姐姐一个念化学,一个念经济,妹妹念中文,后来在人民大学自杀了,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按:何先生的大姐于2005年3月在美国去世)。我自己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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