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文表叔家，多少年來有一位常常到家裏來走動的年輕人。後來又增加了一個女的。

    他們總是匆匆忙忙地挾著一大卷紙或一厚疊文件包，再不就是幾大捆書冊進屋，然後靦腆的跟大家打個招呼，和表叔到另一屋去了。

    這種來往多久開始的呢？我已經記不起來。只是至令才覺得這兩位來客和我一樣都已經老了。

    那還是從文表叔逝世後的有一天偶然地見面才猛然醒悟到的。

    作為我這個經常上門的親戚，幾十年和他們兩位的交往的關系，只是凍結在一种奇妙的永遠的邂逅的狀態之中。

    我們之間很少交談，自然，從文表叔也疏忽讓我們成為交談的對手的時機。三方都缺乏一種主動性。

    解放以來從文表叔被作賤、被冷落、直到以後的日子逐漸鬆動寬坦、直到從文表叔老邁害病、直到逝世，他都在場。

    表叔逝世之後，我們偶然地說了幾句也是有關于表叔的話。他說：

    “……我每一次來，也沒讓他見著我，我站在房門外他見不著我的地方，……他見著我會哭；他說不了話了……”

    聽說他是一位共產黨員。另一位女同志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敢用好聽的話來贊美他們；怕玷污了他們這幾十年對從文表叔的感情和某種神聖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