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你注意到中间的东西了吗？”我非常得意地说。“看它是怎么写的！‘Alt + Ctrl + Del’！”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同。”她说。

    “秘密就在这些加号上啊！”我向她解释我的发现。她也明白了。我们一起来到电脑前，换着班儿按下那些键。在按到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我的妻子突然发现，小键盘上也有一个“+”键，而且是挺大的一个。我们只好从头再来。到了早上，我认为应该估算一下进度。我把这八个键排列起来，计算了一下，得到一个很大的数字。

    “我想我们这个月是按不完它们的了。”我告诉她。

    她同意。就在这时，邻居家的小孩子来串门。他看到那台电脑可悲的状况，走上前，随手按了一下，——就像任何别人和现在的我那样按了一下，我的电脑就重新启动了。

    上面这一段文字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的朋友三七（1）写的。将其现成引用过来，以佐证文人那种特别喜欢对电脑撒娇的心态。

    像我这样的文化人，对电脑的态度大多分为很极端的两类，一类是深入钻研终有所成，他们貌似比专业人员还要精通头头是道，但经他们手毁掉的电脑或文件却比桃芝台风还要多；另一类是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努力让自己维持一窍不通的局面，恁点儿小毛病就呼天抢地宛如世界末日。

    而我，正好介于这两个极点的0.618处。我的电脑知识跟小马趟过的那条河一样，既不像老牛说的那么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么深。

    从十八年前我就开始接触电脑了，那时的我正上高中。我所在的重点中学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逼着你一定要上一个课外兴趣小组去搞那么几下子，好让你能在自己的档案中写上“兴趣广泛”的字样。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无线电，按照我的如意算盘，正好还可以给家里组装一个免费的收音机，但老师说这听着不咋地，于是让我选了另两个，一个是在文艺小组学吹笛子，一个是在计算机小组学Basic语言——这两个特长后来都写在了我的高中学历表中——也仅仅是停留在了学历表中。

    八十年代中期的电脑机型是苹果二，它的配置大概还比不过现如今暴发户们用的商务通，那时也没有“人性化设计”、“体贴用户”这种说法，相反，计算机商们偏偏要努力做出高高在上的样子，以显示这种东西的神圣不可侵犯。比如，你如果想走到它面前，必须要先进入一个像省军区军火库一样戒备森严的计算机教室，然后还要换上拖鞋，乖乖，那年头的高中男生可是十天半月都不洗一回脚的。

    更操蛋的是，摆在你眼前的电脑不是为你提供服务，而是要让你为它服务的。像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简单的问题，你说出来还不行，它非要让你编一个程序来执行出那个结果。

    最操蛋的是，计算机兴趣小组的那个女辅导老师，一点儿都不漂亮。

    于是，我生命中与电脑的第一次接触，就像牙洞中的食渣，除了能证明吃过什么东西外，就没有一点儿用处。

    腾格尔

    九十年代初，我顺利拿到学士学位，可以大学毕业了。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服从组织分配让自己成为一台国家机器，另一种是在中关村这片冒险家走私犯诈骗者的乐园中倒卖机器。

    我选择了前一条路，我认识的另一头猪选择了后一条路。

    这头猪……怎么说呢，他拥有一根做为男人的巨大本钱，跟他一起洗澡上厕所的其他男人莫不自惭形秽，所以我们都称其为“图腾”，后来在那个蒙古歌手崛起之后又改称其为“腾格尔”。

    腾格尔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四处拿红包的记者，但他受其高中同学的蛊惑，两个人一起在中关村倒卖电脑。那时的他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