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制。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

    因此，他们两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远大的目的。

    吕氏并不能够拯救了奥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颓。

    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两党的失败的原因，这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益处的，因为照今日的情形看来，和当时有许多地方颇相类似，可以给我们做错镜，不再去蹈吕薛两氏的覆辙了。

    凡日耳曼运动所遭是的厄运，就是上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获得民众的依附信仰。

    这运动慢慢地趋向于资产阶级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严，但内中仍属很激烈的。

    当凡日耳曼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在奥国的地位已经是隐在绝境之中。

    后来年复一年，对于逐渐地消灭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国会愈加默认了。

    现在，我们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国会，然而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运动者也会加入过国会，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们在国会中发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竞日见共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的演说，仅能于立场的听众或尽在报纸上接受他们的言论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场所，给听众最为直接的接触的，并不是国会的议事厅；倒是群众大会；因为在群众在会之中，到会的人常以数千计，而且都是听演说而来的。

    反之，出席于国会议事厅的人，不过区区的数百人而已。

    而且这区区的数百人之中，多半是为领议员薪金而来的，并不是要一听人民代表的高论。

    在这种场所演说，枉费工夫，毫无成就，政权可说是对牛弹琴。这是已往的事实。

    凡日耳曼派的议员，虽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