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重复了证据，这包括，妮可所住的公寓后门发现的血迹，DNA测试与辛普森的血型相同(570亿人中间才有一个这样的血型)；现场发现名贵鞋的鞋印，尺寸与辛普森的相同；作案者戴的一双稀有的皮手套(一只在现场，一只在辛普森的屋后)，辛普森曾经拥有过一双同类型的手套；此外，还有辛普森汽车里有血脚印，他的卧室里有带血迹的袜子。

    在结辩时，检方不得不严厉批评了佛曼，但是强调，“佛曼是一名种族主义以及他在证人席上对此问题说谎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未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如果陪审员因为一名警察的种族主义态度而不理睬如此有力的证据，这将成为一个悲剧。”

    在检方提到辛普森割破的手指的时候，过分卖力的电视转播录像师把镜头摇向了辛普森的手指。伊藤法官马上命令拔去电源插头，致使转播中断。因为录像师的这一举动有可能使电视观众看到辛普森的笔记本，这严重违反了“被告与其律师之间的交流必须保密”的规定，这一规定也是为了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然后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法官马上向负责转播的的机构--电台及电视新闻协会处以一千五百美元的罚款，罚款之后，又重新恢复了转播。

    在检方结辩的时候，还有一个插曲。女检查官克拉克十分动情地向陪审团讲诉她自己如何面对如山铁证始终相信辛普森是此案凶手，决心克服种种困难，将他绳之以法。在克拉克讲述的过程中，被告律师三次从椅子上跳起来抗议。最后一次，被告律师抗议的矛头已经是指向法官，抗议法官没有公平对待他的抗议，终于迫使法官宣布休庭，把陪审团暂时请出法庭。看来检查官克拉克确实是“犯规”了，在经过讨论重新开庭的时候，法官下令检查官克拉克在此后的结辩中，不准再说“我”如何如何，不许使用“我”这个词。在她保证不再这样做之后，结辩才继续下去。被告律师认为，她前面的这种叙述方式是在暗示陪审团，她自己是在“伸张正义”，在为被害者“讨还公道”，在“道义”上拔高检方而贬低辩护方。用这种方法来影响陪审团，这在美国的法庭上是一种明显的犯规，怪不得辩方律师十分愤怒，连连抗议。

    在检方的结辩中，黑人律师达顿是受到一致好评的，他的发言集中要点，极富感情。达顿还很年轻，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很正直很忠于职责。对于什么是律师的职责这样一个的话题，在辛普森案期间已经不再如笑话那样轻松。这个话题对于美国一般老百姓，对于法学院学生，对于象达顿这样严肃的律师，都成为越来越沉重的困扰。他看上去象个理想主义者，相信自己是在为被害者的家属讨还公道，他在这个案子里承受了额外的压力，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黑人，却在试图把一个“黑人英雄”送到无期徒刑的大牢里，不少相信辛普森无罪的黑人都指责他“出卖黑人兄弟”，但是这只使他感到难过却并不使他感到困扰，真正使他困扰的是，在他奋力在“讨还公道”的过程中，他看到和他一样的律师，正在他的对立面上工作，而且，眼看着要“拼不过他们了”。他在这个案子审了一半的时候，发表过十分伤感的讲话他说，自己如果重新选择的话，很可能不会再去做一个律师。在美国，实际上人们都有着很沉重的“追求正义”的心理负担。看着完全站在对抗立场的双方律师的这场“球赛”，很多美国人也一头扎在“正义”这个概念圈子里出不来。

    辩方律师的结辩是有别于检方的。律师卡可伦明确对陪审团表示“我们不需要证明什么”。这是在美国法庭上，对抗双方最大的区别。检方必须拿出铁证来，而辩方不需要任何证据，需要的只是提出疑问。所以，在最后故得此名。，卡可伦是以十五个问题来结束他的结辩的。美国司法制度对于要求判一个人有罪的检方，严格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在我看来，也是在贯彻“宁可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