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他不马上采取激进措施，又不太得罪南方人。采取这种方针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跳出一个利刃般尖锐的议题，一面把民众清楚地一切两块，一面刀尖向上，逼着总统作非此即彼的表态，这是大选年最要命不过的事情了。

    凡布伦总统是个明眼人，当然一眼就看出“阿姆斯达”就是这样一个“来者不善”的议题。正如电影里所提到的，甚至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可能，就是事件升温到一定的程度，矛盾不可调和，结果干脆就引发出一场内战来。根据当时美国的情况，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只不过二十年后，南北战争就是由同一根奴隶问题的导火索引发起来。因此，当时可以说几乎已是内战的前夜。

    平心而论，对于一场内战的忧虑，倒不能说是出于凡布伦总统的私心。内战是当时大多数反对奴隶制的人们，都希望能够避免的。这也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始终还是少数的原因。因为激进者的一个口号是，干脆重新建立另外一个完全符合宗教理想的国家，同时也不惜任何代价，希望立即达到废奴的目标。这些口号都隐含着分裂和内战的危险。在这种“哧哧”冒着火花的口号面前，大多数美国人始终是持谨慎态度的。总统当然更不会例外。

    另外，总统作为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负责人，被授权处理一般的外交事务。他确实也有他的难处。外交是对等的。古巴的船到了你这儿，你痛痛快快地给交出去，将来哪一天，你的船到了人家那里，不也就可以爽爽气气地就要回来了吗？这次你要是不给的话，哪怕有天大的理由，古巴和西班牙总是没了面子，下次再打交道，不知会添出什么麻烦来。

    更何况，总统也有他的苦衷。尽管在那个年代，联邦政府的权力极小，但是外交无疑是行政分支的工作。凡布伦并不赞成蓄奴，但是南方是合法蓄奴的，有些事情撞到他的职权范围内，他想不管都不行。有几次美国南方合法运送奴隶的船，也遇到类似情况。例如，1830年，一艘名为“科曼特”号的船，从弗吉尼亚运一些奴隶去路易斯安那，那是一个刚加入美国的蓄奴州。结果，船被风暴卷到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巴哈马。巴哈马当时已经废奴，所以，英国人立即就把船上的奴隶给放了。

    当时的凡布伦就是外交部长。对于南方人来说，我们在南方运送奴隶是合法的。现在遇上海难，英国人不交回来，擅自把奴隶给放了。造成的经济损失，联邦政府必须得给我去要回来，因为这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凡布伦当时也因此去和英国人打过交道。

    在这儿你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美国这个联邦松松散散，却显得十分牢靠了。当时除了一些大原则，属于联邦制定的法律很少。所以，对于各州来说，法律我自己定，日子我们自己合计着过。可是一旦出了事儿，跟外头的国家有了什么麻烦，联邦政府你得给我顶着。这就是当时典型的美国联邦局面。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维持这样一个局面，居然仅仅就是为了坚持一个与个人自由同步的分治的理想。

    美国人对于这个理想的认真，在当时它对待一些后进入美国的新州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所有的这些州全部成为独立州，全部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从当年建国的13个州，扩展到今天的50个州，不论先后，全部一视同仁。联邦政府能够管到的事情真是相当有限。

    写到这里，你也可以猜出凡布伦总统所领导的联邦行政分支的态度了。他们希望事件平息下去。可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就是在美国宪法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之下，只要“阿姆斯达”号在那里，事情就不可能平息。因为，在这个制度下，没有人能够解散“阿姆斯达”委员会这样的民间团体；没有人能够阻挡律师们的一场司法挑战；没有人能够干涉新闻界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热情；也没有人能够让法庭的审理变成一个秘密的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