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满后，他又在巴黎和格兰诺勃尔不知疲倦地工作。不久，政府又准备把叛国罪加在他的头上，他就在1821年7月逃离了格兰诺勃尔，这是他走过了从学生到教授的历程的地方。一年以后他出版了《关于象形文字字母发音问题致达西耶先生的一封信》，这是一篇专题文章，文章概述了一种成功的破译方法的要点。出版以后，许多致力解决埃及金字塔和寺庙之谜的人们纷纷加以评论。

    ■圭臬之错古代作家有几个人提到过象形文字。到了中世纪，就出现了关于象形文字的各种解释。希罗多德、斯特拉被和狄奥多鲁斯都到过埃及，他们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以固示意的文字。公元前4世纪时，荷拉波隆对埃及文字作了详细的说明(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以及波菲利关于埃及文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荷拉波隆的意见往往被后人奉为圭桌，因为舍此尚无足以作为根据的材料，而荷拉被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

    因此在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许多人就不顾科学地任意乱猜，而立意治学的人则束手无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译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错特错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超过原来的象征符号，例如用三条曲线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这种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用来解释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字，结果造成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耶酥会会士阿萨纳西奥斯?凯切尔以发明幻灯著称，他在1650年至1654年期间在罗马发表了一部书共四册，书中有几篇象形文字的所谓“译文”；对照原文，没有一篇不谬以千里。例如有一组符号代表“独裁者”，这原是罗马皇帝的一种尊号，凯切尔却解释为“奥赛里斯是一切植物和果实的创造者；神圣的莫夫塔从上天把这种创造力引进自己的王国。”尽管谬误百出，但凯切尔却在认识科普特语的重要性上成为商博良等人的先驱。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新形式，有些学者却不承认研究科普特语的重要性。

    过了100年，德贵格内斯在巴黎文字科学院发表演讲时，根据比较象形文字学提出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后裔。然而大凡提出这类错误理论的人总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例如德贵格内斯就正确地读出埃及国王“曼内斯”的名字，而有一个反对他的人却读做“曼努夫”。当时最尖刻的评论家伏尔泰因此对某些词源学者痛加抨击，说他们“既看不起元音，又不重视辅音。”同一时期，英国却有人把上述的理论颠倒过来，竟然说埃及人的祖先来自中国！

    人们也许会想，随着罗赛塔碑的出现，这些不着边际的乱猜应该销声匿迹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问题显然可以解决，所以毫无专业知识的人都要涉足其间。德累斯顿有一位匿名作者，把罗赛塔碑上的残损的象形文字对照的希腊文全文读出来了。一位名叫阿哈麦德?伊本?阿布贝克尔的阿拉伯人“揭示”了一段文字，接着，东方学者哈默?波格斯韬尔竟不辞辛苦把这篇东西翻译出来，而这位学者是一向严肃认真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巴黎人声称，他在丹德拉的一座庙宇里的铭文上识别出第一百首《赞美诗》，日内瓦出现了一篇所谓“潘菲力尖碑”上的铭文的译文，据说内容是关于“公元前4000年时善战胜恶的一篇报告”。

    这时有人已经发展到异想天开的地步。帕林伯爵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同时又非常狂妄而又愚昧，他竟然声称自己把罗赛塔碑的内容一眼识破。依靠荷拉波隆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和希伯来神秘哲学，这位伯爵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大功告成。过了8天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译文，他说自己凭着速战速决，“避免了由于思虑过多而必然造成的全盘失误。”

    ■不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