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周围一片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这时他读到唐多?德?圣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里面说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花纹。商博良不为所动。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据来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说的象征符号，如蛇咬天鹅、特定姿态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和桂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

    于是在这些年代里，象形文字就成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的集中目标。

    人们认为希伯来神秘主义、星占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来自象形文字，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来自实际生活一样，象形文字中出现了圣经里的话，还找到了洪水文学，甚至于迎勒底语、希伯来语和汉语的段落也不在话下。商博良写道：“看来好像埃及人完全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东西。”

    所有这些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被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是按照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炼自己的头脑过程中得出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和不自觉的东西、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灵机一动、一蹴而就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有些伟大的发现，假如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剖析，就会显得黯然失色。在懂得与它们有关的原理以后再来回顾，许多失误就会显得荒谬，许多错误观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结果，而许多问题就显得很简单。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离开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必须记得，无论专业研究工作者还是当时的知识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规范，有两条重要的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为古代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土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

    其次，虽然有人私下也许对荷拉波隆有所怀疑，但对于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雄象征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对待方法。不幸的是从表面看来，象形文字的样子很令人相信这种说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被隆正是这样说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

    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象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f字母，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宇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分，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