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谈话中我吸取了什么教训？它们给我带来什么？它们启发我产生对于作为智慧的佛教的越来越多的钦佩，以及对于作为形而上学的佛教的越来越多的怀疑。它们也使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对这种学说目前在西方具有的吸引力的一些解释。这首先是因为佛教在生活艺术和道德的领域里填充了由西方哲学的逃脱造成的一个真空。

    从公元前六世纪一直到公元十六世纪末，哲学在西方由两个主要分支组成：对于人类生活的引导和对于自然的认识。大约在十七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对于第一个分支不再感兴趣了，将它抛弃给了宗教，而第二个分支则被科学担负起来了。哲学所剩的仅仅是对于超出自然之物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至少是不肯定的研究。

    在希腊哲学的最初时期，理论并不是占优势的。所以，根据赫拉克里特著作片段B40和129，清楚的是，仅仅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并不足以做一个哲人。在这个时代，研究哲学，首先就是成为一个正派人，通过良好生活而达到得救和幸福，同时还通过事例和教导，为那些希望这样的人指出智慧的道路。希腊人根据智慧的实际价值来追求智慧。哲人同时又是良好的、有道德的和办法多的人。这种机敏的洞察力乃是“智者”（sope）的突出表现，而智者①这个名词在最初是没有任何贬义的内涵的。在那时，哲学不是众多纪律中的一条，更不是一条管理着其他众多纪律的至高纪律。这是生活手段的一种完全变形（metamorpegrale）。然而，这一阵地被西方哲学丢弃，而无人继承。佛教在我们的时代占领了这个阵地，由于它在我们中没有遭遇任何的竞争者，这个占领也就更为容易。

    ①sope（智者）一词后来专指诡辩家、诡辩派哲学家。

    无疑，从公元前五世纪和前四世纪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开始，理论变得占优势地位，成为智慧的不可缺少的载体和理性证明。认识与智慧从此合而为一，但认识的合法性在于导向智慧，智慧保持着优先。良好的生活存在着，对于真理的认识包含着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且如有必要，还包含着对于可能存在于世界之外的事物的理解。对于真实事物的理性静观与通过智慧而对幸福的获得，这两者的为了正义的结合，在斯多葛学说和伊壁鸠鲁学说中永久地保存着，一直到十七世纪末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得到完成。（我说的是理性静观而不是神秘主义的静观。这是“理论”tuition一词一样。intuition（直觉）与“预知”（divination）无关，乃是来自拉丁词intueri，即“看”。）

    从这时起，“我应该怎样生活？”这个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就被抛弃了。在近代，哲学正渐渐地被缩小为一种理论练习，在这个领域里，尽管有着它的学究式的傲慢，但显然它已不能与科学相抗衡。至于科学，则在它这方面完全独立地得到发展，但它并不建立道德或智慧。人们想尽办法让它就这些话题说的一切都不过是废话，并且每个人都能证明学者们在伦理方面和在政治方面与普通人一样不明智和不谨慎。

    政治确切地说从十七世纪开始便成为一些新的重大著作的主题，我们现在的思考仍然在从这些著作中吸取养分。但它也成为有条理思想和统治思想在哲学中的避难所，这个哲学已经辞去了良心导师的职务并且被从它所占据的知识之王的宝座上赶了出去。此后，由于这是它所仅有的一切，正义、幸福和真理在它看来也就成了对完美社会的专制式建设，甚至是极权式建设。它自认为在十九世纪找到了“科学”的依据，这种荒诞的自负，正显示了以装腔作势的科学为依靠的集体强制取代了对于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自主独立的追求。亚里土多德所说的“政治的动物”不再是人类了。这只是一个可怜的猴子，它在死刑威胁下被训练来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