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割我。我不顾一切地跑出了校门，跑到了魏公村大马路上。那个年代，公共汽车已没有正常行驶的班点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勇气和力量，走啊，走啊，居然从学校一直走到了天安门。我觉得我是去见毛主席，但到了天安门，我忽然清醒过来，这里没有毛主席，只有疯狂的人群！我异常地恐慌起来，没有力气再走回学校，也不知道造反派发现我“外逃”的话会如何处置我。我瘫坐在地上，真正地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此时，我想起了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妞妞，我还有那个家！自幼这个家没有给过我多少温暖，但此时此刻，这个家竟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亮点，唯一的安慰，唯一的避风港湾，使我朝着它走去而没有走向灭亡。

    前人不知是如何总结出那条经验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天晚上，当我艰难地从天安门走回史家胡同的家里，跨进里院，见到屋里那黄色的灯光时，我的心灵是那样地得到抚慰，一时间似乎忘却了一切的苦难，只希望躲在这深深的庭院里，再也不回到那纷乱可怖的社会中去。妞妞早已睡着了，我进去看了看熟睡中的她，心里一阵苦涩。她那时才五岁，睡得那样香甜，怎知道这苦难的人生正给她的亲人带来多么大的灾难。那时，妞妞的父亲已被北大关进牛棚，不准回家；我又成了“黑帮爪牙”，真不知这些黑色的烙印会给她的未来带来什么影响。

    父亲还在看书，很吃惊我怎么深夜突然归来。我此时已完全清醒，只说晚上无事，回来看看。但正在这时，门铃大响，从里院都能听到门外嘈杂的人声。我惊魂未定，听到这闹声就知道一定是灾祸临头，心怦怦地加速跳动。父亲却镇静地叫保姆彭嫂出去看看怎么回事。还未等彭嫂回来，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红卫兵就押着妞妞的父亲冲进了院子里。他们把他剃了阴阳头，勒令他低头站在院中，数落着他的罪行。最后，就点到了父亲头上，说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岳父就是当年被鲁迅痛打的落水狗章士钊，所以他们今天来清算这只落水狗对人民欠下的债等等。母亲被吓得浑身哆嗦，我安慰着她，可是自己也十分惊慌。只有父亲依然保持着他的仪态，并不显出任何的慌张。随后，红卫兵勒令父亲站在院子当中，父亲不肯低头，一个女红卫兵对他挥舞着皮带。随后他们又有几个人宣读了一些口号式的批判，就开始闯进客厅抄家。这些幼稚无知的年轻人被一股狂热的躁动所推动，竟变得失去理智和人性，他们冲进我们家的每一个房间，肆意践踏着书籍和家用什物，他们究竟想搜集什么，我看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唯一的驱动就是要蹂躏他人，折磨他人！最后，他们把父亲的大批书籍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院子里，把我们所有的沙发和软椅都贴上了交叉的封条，命令我们不得坐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坐的舒适的椅子。现在重叙这一切，是多么可笑也多么可悲。这就是冠以“文化”两个庄严字样的“革命”！

    红卫兵带着他们的“战利品”离开我家前，在大门外贴了事前准备好的大幅对联与横批，又是说什么当年鲁迅痛打的落水狗，今日仍是帝修反的代表之类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几位文艺战线上的前辈文学栋梁，也因为受到过鲁迅当年的批评，遭到了残酷的斗争，甚至被迫害致死！我想鲁迅假如能预见到三十多年后会因他的一些并非完全确切的批评或感情色彩很浓的抨击而使一些人遭到无情的迫害的话，恐怕他会考虑是否应当说那些话的。然而，又有谁能够预见身后三十年的事呢？这真是一种最大的不幸！

    我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叙述了那天晚上红卫兵走后父亲坚决给毛主席上书并导致周总理批示保护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的事情。一切事情结束时已是午夜，我已无法回学校了。当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有一种“豁出去”的心情。不过第二天回学校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的同宿舍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