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也没有告发我一夜未归，使我感觉到人们的善意。由于周总理第二天指示接走父亲，保护起来，并且派便衣警卫保护父亲的家属，我对家里的担心就好多了。我只需集中对付学校的局面。

    转眼到了1966年的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继反对工作组以及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之后，这篇社论大概是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号召群众要集中火力揪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这篇社论精神的支配下，我们这些次要的“黑帮爪牙”相对来说得到了一些解脱，造反派集中火力去斗争所谓“黑帮分子”，我们基本处于被孤立之后无人过问的状况。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我当时已多少习惯于不与人交往、独自来回、无所事事的心态，生活已完全没有目标，一天又一天地混下去，唯一的乐趣和安慰是回家和老父母和妞妞在一起。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狂热的串联风。开始时是外地红卫兵来北京，成批成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北京。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门接见这些红卫兵，使他们受到极大鼓励，来势就更猛了。到了10月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往外地去，去播撒“革命火种”。到了11月份，学校中学生都快走空了。

    我们教师中的“黑帮黑线人物”终于开始互相间的“串联”了。革命造反派都走了，我们也“自己解放自己”了。后来，我们商议是否去作些试探，也许会允许我们出去“革命串联”。

    于是，我们选择了当时外国语学院两大红卫兵组织中比较温和的“红旗大队”。我们到他们的总部去申述我们是如何支持革命大串联，因而希望能参加这个革命行动，获得他们的介绍信，出去串联。

    我们居然得到了“红旗大队”的同意，为我们七八个英语系被批判的教师开了介绍信。当时，我们很高兴，终于摆脱了“黑帮爪牙”的阴影，同时也可以出去走一趟，换一换环境了。

    记得我们集中在我家里商议去哪里“串联”。更确切地说是到哪里去旅游，而且凭着红卫兵总部的一纸介绍，是免费旅游。我们决定去四川，上峨眉山，也许那里还有一方净土。

    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出发去火车站。但还未接近车站，我们就被那景象惊呆了。那里是真正的“人山人海”。从车站广场一直到马路，真是数不清的人头攒动，大概有十多万人！我们根本无法靠近车站，也弄不清哪个队伍去哪个方向。每一个排得七歪八扭的乱哄哄的队伍都起码有上万人，一直延伸到大马路东单方向，我们这些在井井有条的校园中生活惯的文弱书生根本无法参加这个行列。

    我们一行十分沮丧，又回到我家。几经磋商，有几位勇敢分子还是决心去四川，于是他们自己走了，后来他们还真是挤上了火车。我们剩下的几个人也不甘心就这样留了下来，于是决定再去车站看看。

    我们设法靠近车站西侧的旁门，惊喜地发现那旁门没有上锁。居然也没有人发现。我们轻轻推开旁门，溜到里面，更大的惊喜是发现我们竟直接到了一个站台，而当时站台上竟空无一人，停着一辆列车，这实在是“天助我也”。我们正在找人打听这列车开向何方，此时走过来一个列车员，告诉我们这是开往上海的列车，还要等个把小时才上“旅客”。列车员对当时的极端混乱也很厌烦，看我们是几个文文雅雅的知识分子便问我们去哪里。我们中几个人都是上海人，于是用上海话与他攀谈，乡音马上使我们更接近。他慷慨地说：“乘他们还没上车，我先放你们上去吧！等他们（红卫兵）一冲进来，你们就休想上得去了。”列车员为我们开了车厢门，我们上去看竟然是硬卧车厢！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运气。不过这卧铺车厢后来也就不成为卧铺车厢了。每节车厢超载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一个卧铺位上挤着四五个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