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与大兵
强认识,统一思想后再重新编。
我请他们举出具体实例。他们说:“譬如说有一课是讲家庭成员,其中介绍了‘这是我父亲’,‘那是我母亲’,还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可是人都是有阶级性的,革命的战士有父母,反动派也有。你们只讲父母兄弟,这不是模糊了人的阶级性吗?”我问他们如何突出这个阶级性。他们说:“你们至少应当说明:我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说这是编新生的教材,而且未来这批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没有任何外语基础,我们必须合理控制词汇量。我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但编教材首先要考虑的是外语教学的科学性。
8341军宣队很不以为然,接着又指出我们的教材中教了一日三餐和三餐的内容。他们说,孤立地教给学生早餐、午餐、晚餐以及每餐吃什么,这是完全抹杀了政治思想内容,至少要说譬如“晚饭后,我们开展谈心活动,互相帮助”。
更无法接受的是,他们要求在三餐内容中删去面包、黄油以及刀叉等餐具的出现。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能编入教材。
这种讨论使人啼笑皆非,也完全违背外语教学的科学性。我试图向他们解释初学者的词汇量的问题,也试图说服他们在西方国家,资本家主食吃面包、黄油,工人、农民吃的也是面包、黄油,这里没有什么阶级性,甚至语言本身,斯大林也说过是没有阶级性的。这就更炸开锅了。在那个年代,谁敢说有什么事是没有阶级性的?!8341军宣队坚持新生上的第一课应该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们说:“就这么几个字怎么会学不会?”
教材问题还未解决,很快又出了校舍问题。当时在去干校前,先遣的基建队只造了宿舍和少量的办公室。此时要在全国招生,新生和已在沙洋的原有学生都要在沙洋干校上课,教室问题是当务之急。我提出来做个计划,立即建造一批简易的教室。没想到这个提议又遭来反对。军宣队说:“要发扬延安作风。当初延安抗大的学员都是拎了马扎在露天上课,现在就要恢复延安风气。复课并不是全面恢复旧的教育制度,为什么一定要教室?学生可以在室外地边上课!”我问他们如果天下雨怎么办?湖北的夏天是多雨的,难道让学生和教师冒着倾盆大雨上课?他们说:“下雨可以到宿舍内上课。”我们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且脸盆、毛巾、晾洗的衣服,琳琅满目,总不能在这种环境上课,何况一个宿舍往往住十多个人,万一有人生病,一边在上课,一边有病人在呻吟,这怎么能安得下心?然而军宣队对这些问题统统归之为“资产阶级办学路子”。
我实在忍无可忍,我说难道我们革命成功就是为了一切都倒退到缺衣少食,什么也没有的旧时光去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要摆脱贫穷,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吗?我们今天已不是当年的延安,为什么要形而上学地去模仿延安?
我无法说服这些质朴的军人,他们当时完全是教条式地追寻着所谓彻底革命的模式。最后我对他们说我永远无法与他们取得一致。我说这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尽管我与8341军宣队争论十分激烈,但在初期,我们的关系却仍是很友好的。会上争论完毕,会后仍是热热闹闹围在一起吃大锅饭。这在当时的“扣帽子”风气盛行的时代已是很不容易的了。为了影响他们,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对孙泽福说:“我说服不了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懂外语。假如他们学一点外语可能他们的观念就会转变。”我建议在晚饭后给军宣队开设英语班,由我任教师。
孙泽福欣然同意,还热情支持,带头报名。于是,我的军宣队外语班开张了,学生很多,大部分都参加了。一周三次,晚饭后就在军宣队的总部会议室里上课。应该说他们学得非常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