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敢正视他。后来，小Uncle开玩笑地对我们几个“馋虫”说：“你们好啊！敲了我竹杠，反过头来说我不艰苦朴素！以后不请客了！”我们缠住他说：“小Uncle，你可别当真，别生气。我们也是被你们党小组逼得没有办法，实在想不出别的。千万千万，以后小镇还是要逛的！”那些青春岁月是多么美好啊！如今，我们自己已都是六十开外，小Uncle已七十多岁。前几年见他还很健康，不久前的一次令人伤心的为陈文容同学开的追悼会上没有见到他，听说腿有病，走路不便。每每听到这种消息总是会勾起我无限的惆怅。人生苦短！逝去的岁月再也回不来了！

    当然，生活在一个强调阶级与政治的制度下，即使是一群欢乐的年轻大学生，也避不开政治的干扰。记得我们大约在一年级下学期时，学校在新生中开展了一个“忠诚老实”运动。我们当时完全不懂得这个运动的严重性，因为我们才十八岁，我们十八年的历史除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什么都没有，因此又有什么可以向党组织“老实交代”的呢？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个运动主要是查我们的家庭、社会关系。即使这样，我们也都坦然处之。其实我们入学前，学校人事干部早就看过我们的档案，这个运动无非是考验我们自己的忠诚程度。

    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份详细的交代材料，要交代家庭中的每一个直系和旁系亲属的政治面目和解放前的活动。我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严重问题，父亲是知名的党外民主人士，他的历史其实共产党比我更了解。所以当党支部书记老何看了我写的材料后多次退回来叫我再好好考虑有何遗漏的海外关系时，我不知道他掌握了什么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材料。老何是新华社派来学习的调干，是个真正的老干部，和小Uncle很不一样。当时新华社派出了一批干部来学外语，准备派出国，老何夫妇大概是其中资历最老的，地位也最高，他到了外国语学院就被指定为党支书。

    终于，有一天，老何神态严肃地找我谈话。他讲了许多对党必须忠诚老实的大道理，然后单刀直入地指出我在交代社会关系时有隐瞒。我真的被他吓坏了，我说凡是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海外关系。老何说是我自己的关系。我更懵了，我才十八岁，哪里来的什么复杂海外关系。我急得哭了，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隐瞒了什么。”老何说：“你自己不交代，那就只好组织上点出来，不过那就不是你交代的了。”我哭得很厉害，心想就因为想不起一个什么社会关系，我这一辈子都完了！我说：“老何，你说吧，我实在想不起来。”老何提高了嗓门，对我说：“我问你，那个日本人木子口一 ――是你的什么关系？”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我说我根本不认识日本人。下面的故事是一个十足的笑话。但这种笑话竟差一点影响了一个年轻的十八岁女孩的一生。老何说我有一本书是一个叫“木子口一”的日本人送我的，他曾见到这本书，而且问过我，我当时对他说这是我的一个要好的日本朋友送我的。他问我为什么这个日本人在题字时自称“谣校校长”，称我为“教务长”。当时我对他说我和这个日本人办过一个“谣言学校”，他是校长，我是教务长。老何把这件事记得很牢，在这次“忠诚老实”运动中，他一直在等待我交代这“谣言学校”和这个“日本人”木子口一的事情。

    我听完老何所说，破涕为笑，而且笑得非常开心。老何叫我严肃点，可我实在严肃不起来，因为那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书店买了一本厚厚的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的新著《走向新岸》的中译本。我的同级同学，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李中见到了，随手开玩笑地在扉页上提了两行字：一行是“赠给谣校教务长章含之”，下面落款是“谣校校长木子口一”，“谣校”来自我们当时正在读的一本著名英语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