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ool for Scandal”（《谣言学校》，英国著名作家谢里颐著），而“木子口一”则是“李中”两个字拆开后变为类似日本名字的四个字的玩笑！

    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玩笑几乎成了断送我一生政治生命的根源。幸好我们当时只有十八岁，如果是三十八岁，恐怕老何不会轻易相信，他还会追问下去，同时，也幸亏老何是个公正的老共产党员，因而除了批评我今后不可开这种“政治玩笑”之外也就没有再难为我。也幸好那不是在后来的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中，1954年的时候政治气氛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缓和的。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政治问题是很令人生畏的。

    我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虽然积极申请入党，但我却从来对政治没有太多的兴趣。入党、入团是当时每个年轻知识分子的追求，我们很少想到加入了共产党意味着从此跻身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1957年1月6日，英语系党支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为激动的日子之一。那天晚上，年纪轻轻的我竟失眠了，我写了长长的一篇日记，憧憬着壮丽的未来。我真的觉得从那一天起，我以庄严的誓言把我一生贡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当全体党员举手通过我的申请时，我流泪了，那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愿意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一切的真挚的眼泪．我以为加入共产党意味着我将用我的知识为我的伟大的人民服务。我怎么也想不到后来我会卷入到共产党最高层的斗争中去，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我在外语学院完成了我政治上的定位，同时也塑造了我的内心世界。我的四年大学生活（1953-1957）的头三年是中国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特别是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知识受到尊重，知识分子也同时受到尊重。我记得那时给高级知识分子发一个证，可以优先上公共汽车。饭店里有铺着白桌布的特殊桌子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当时，科学与文化一片欣欣向荣。教授们可以按他们的意愿把知识灌输给我们这些渴求知识的年轻人。我常常想，如果1956年的政治气氛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能到

    那样宽松的环境去发挥自己的才干，那么今天的中国应该在科学文化上有更辉煌的成就。可惜这好景不长，1957年的一场暴风雨摧残了一切刚刚吐芽的花蕾！

    就在那几年宽松的气氛中，我们得以读了很多书。我喜欢文艺作品，因此读得最多的是小说。英国19世纪末的作品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我少年时代，我在上海的电台中听了广播剧《水仙花》，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可是感动得泪流满面。到了大学才读了它的原著《简?爱》。我的一生感情无形中受到这本书的很大影响。那种对爱情的坚韧和自我牺牲，似乎一生都在影响着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冠华饭后从家里的饭厅出来，我拉着他的手。那时冠华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但不知为何他突然对我说：“将来有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你就这样拉着我去讨饭。”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罗切斯特双眼失明，穷困潦倒后，简?爱回到他身边，终身陪伴他的情景。我说：“当然！如果有一天你丢了官，我跟你回家种地，你眼睛瞎了，我拉着你。”说这话时虽然似乎都是玩笑，但我们处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却都觉得不轻松。不幸的是，后来这些预言几乎都变成了现实。冠华丢了官，又身患绝症，我们经济上也很拮据。但我值得告慰自己的是我实现了自己对爱的承诺。冠华丢了官，我没有离开他；他病了我始终在他身边；没有钱，我靠自己的劳动，起早贪黑地翻译，挣一点稿费为他买营养品。这种境界来源于我自身，但得益于我所受到的熏陶。我们无数次地批判资产阶级文学对我们的毒害，而我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