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的祸！”冠华动情地说：“不要这样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头是针对我的！”

    1975年刚刚结束，巨大的不幸降临了。元旦过后的一周，这年的1月8日，周总理逝世！多年来，我看到冠华与周总理的关系是一种十分亲切默契的上下级配合，但又是非常含蓄沉稳。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任何私人来往，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冠华的许多处世原则似乎默默地受到周总理很深的影响。例如他从不爱在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串门聚餐。有一次一位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打了多次电话请冠华和我去吃狗肉，还要介绍他们几位领导干部的夫人与我认识。冠华那些天实在忙，另外他也不习惯这种社交活动，所以婉言推辞了。后来，因为这位领导再三邀请，而且直接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冠华对我说：“不好意思不去了，那就我一个人去，你不要去了！”我说：“人家直接请了我，为什么你认为我不去为好？”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多串门，现在那么忙，你去了一次，碰见那么多人，下次第二、第三个人请你，你去不去？去吧，时间可惜，不去又得罪人。然后你还要回请。人家说我六亲不认，我看还是这样好。应酬多了没有什么好处。以后再互相送东西，事情越闹越多。你不要卷进去为好。”后来，冠华处于逆境，他的一位老友来看他，埋怨他说：“当初你在台上，那么多领导都愿意同你来往，你总是除了工作，从不去走动走动。我过去劝你要多来往，你不听，现在你有困难了，平时不走动，也不好有事帮忙才找人啊！”冠华说：“我不后悔。我现在也没有必要到处去找人。我求的是公正，相信党中央会清楚的。”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11月，我们参加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六次会议。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对峙阶段，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间往来。初到美国，出奇地新鲜。我们代表团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要给周总理带点美国东西回去，中国外交的突破，进入联合国，他是奠基人。于是，我们买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饼干，这在当时的国内是从来见不到的外国货。回到北京，我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总理身边的小高，并且谎称“这是乔部长送给总理的”。我们当时不了解总理与冠华之间三十年形成的相知，以为说是乔部长送的，总理就会留下。谁知事情适得其反。东西送给总理后不久，有一次总理召集外交部许多干部开会。记得是在人大会堂的西大厅。会开完后，总理突然转向冠华，很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给我送礼？”冠华被问得莫名其妙，说：“我哪里给总理送过礼？”总理说：“你联合国回来送了我饼干和糖。你应当知道我的规矩，为什么要送东西？我要当着大家问你，你把东西拿回去。”冠华更是糊涂，说他从未给总理送过这些东西。这时，我们与此事有关的几个只好承认是我们干的，用了乔部长的名，没跟他打招呼。总理口气温和多了，说：“是你们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给工作人员大家尝尝，美国来的嘛！不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从来不收礼物。”

    然而，在这冷静的背后，总理与冠华之间又是如此深情地关怀着彼此。1974年春天，总理手术之后，开始恢复得很好，但过了几个月病情不幸又复发了。第二年秋天当我随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总理的病情恶化了。冠华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国时，冠华同我商量想带点东西给总理。我说：“你不是从来不给总理送礼的吗？”冠华神色黯淡地说：“可是总理现在是病人啊！我想他会懂我的意思。”

    于是，我们从自己当时的十美元零用钱中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大盒夏威夷果。冠华说总理生平最爱吃花生米，他一定会喜欢这夏威夷果。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同志准备点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最喜欢的法国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