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那时，除了见外宾，我们包括冠华都见不到总理了。他一直住在305医院。过了些时候，总理在医院见外宾，恰巧陪见是冠华，我是翻译。见完外宾后，总理招呼我和冠华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总理颇为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收礼的。不过这一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我见到冠华镜片后眼中闪动的泪光，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这一天，当我们离开医院时，总理和冠华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冠华沉默了一路，我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1月8日上午，李先念同志突然取消了一起我们亚洲司负责的客人会见。我打电话问冠华出什么事了。他只说了一句：“可能总理情况不好。”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大会堂开会。我知道有大事发生了，下午没去上班等他回来，因为他走时还没来得及吃饭。

    冠华回来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歇了好一阵，他才告诉我，中央通知他去开会，成立治丧委员会。他到达大会堂时，在台阶上碰上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刘告诉他，从７日开始，总理病情恶化。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说他最后还要见见一些同志，有些话要讲讲。本来７日下午安排要见冠华，但中午已经很疲乏，医生劝他下午不要再会客，第二天早上再见。总理点头同意了。没想到８日清晨，病情就急剧恶化，未能如愿最后见到冠华和另几位数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冠华哭了，刘湘屏也哭了。我劝慰他，我说：“我知道你最后没见到总理你难过。不过他最后挂念的几个人中有你，这是种安慰。”在此之前，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在会议最后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总理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冠华当时在总理需要帮助时，他未能做什么，心里一直内疚自责。总理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在总理逝世之后，冠华唯有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机会向总理表示过自己的自责。

    围绕着周总理的丧事，当时的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斗争。由于“四人帮”的势力，国务院发了一道道禁令不许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全国人民、北京人民激愤异常，置禁令于不顾，从白天到黑夜，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天安门。冠华那些日子一面忙着治丧委员会的事，一面为人民的奋起激动不已。总理去世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当时在美大司工作的赵稼来看我们，说起天安门的情景，都很激动。冠华站起来说：“走，我们也去天安门。”我和赵稼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他是高级干部，如果被人发现要惹麻烦。冠华说：“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于是司机老杨开车，我和赵稼陪同冠华到了天安门。那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冬日夜长，天安门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关部门故意把一部分灯光熄灭了。但广场内人声鼎沸，许多人打着手电在念悼词，场外络绎不绝地往场内送花圈。尽管是黑漆漆的夜，却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老杨把车子停在人大会堂东门，我们四人就进了广场。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老杨怕出事，坚持把冠华拉回车旁去了。我也怕招来政治上的祸事，劝他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