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实却与冠华的愿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解释，也没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陈述时，竟也被拒绝了。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判了！”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像过去

    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

    后来整整两年半内发生的事不堪回首。那是一段惨烈的回顾，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灭冠华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无比残忍。在那乱世年月，冠华没有学会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远是个不设防的人，处处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窥伺机会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既然连听一听他的陈述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设定罪名，再去寻找材料，上纲上线；更有甚者是编织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

    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实的经过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后，从9月16日起，《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8月份的一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去，免得添麻烦。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国际司的同志把连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华病房。冠华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张给那位主要领导人的便条说：报告根据28日晚政治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30日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大家以为就这样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运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他似乎顺口似地告诉我凌晨时，当时的主要领导打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他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几日，外交部的大字报就出现了。当时我无法与冠华联系，也不相信国内电报去了而冠华竟没有删去这句话。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电报是在他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已经删去。我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了。冠华乐观地说这种事很容易说清楚。

    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解释。知情者也都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