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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之李师道反,其部下叛变将之槛送京师,至此为唐代削藩事业之最高峰。元和一朝(宪宗年号)唐室号称中兴。然则好景不长,翌年宪宗李纯即为宦官所弑。原来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宪宗末年据说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道”,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藩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要面临流寇之如黄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根据“朝代历史”的眼光写成。我们在一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甚至中国在第九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780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体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得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习惯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称圣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经济蒸蒸日上,人口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管制的因素也趋繁复。这种种变态,也正是以间架性相始终的文官组织力不能及之处。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已经使官僚集团的团结动摇,东南的物资由水运至长安,便开争斗之门,边军用募兵,购战马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

    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可是这种种以地方作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则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九世纪的国防也有了相当的变化。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吐蕃之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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