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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端在蚕食疆土,很少大规模的内犯。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之。只是这些部落逼近长安,中枢责无旁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东北角之奚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逼着少数民族造反。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北狄传”都说安禄山事变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两史都说各藩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藩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以上将边防问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九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确定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中国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朱此手下的骁将李日月也是奚人。

    历来中国与北方民族作战时一个重大的弱点,是战马不继。因为农业倚赖精细耕作,务必人烟稠密,村舍鳞比,在此环境内既缺水草,又将牲畜驮载重物,其马必至驽下。可是九世纪的各项纪录提到河北各镇,则显示其骑兵占优势。而韩愈文称“冀北马多天下”,其马匹之出现为“群”。庐龙节度使刘总于公元821年弃官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马一万五千匹。822年幽州节度使朱克融也称进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虽说后者未必确曾奉行,但是这些迹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家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

    综合以上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再笼括叙述一次: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不能继续,税制也放弃以前按人口水平征取的原则,而渗入累进税,征取的范围包括间架(房屋地产)、除陌(在预算里强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详细办法由各地自理,军备则一般上涨,这种种情形,是社会经济进化的必然现象,只是已与初唐有很大的差别。对朝代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则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功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藩镇之职位世袭,他们的继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为地方政权则不能完全漠视其地盘内特殊的利害,凡此都与文官制度的统筹均一雷同的原则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构成。而他们组织一种精锐的部队称为“牙军”,将他们统御的权力从节度使所驻在州辐射的布及于一镇一道,虽说其税收私自处理,大致仍采取“两税”的原则,这样无形之中在技术上解决了很多极权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种新体系,以后通过五代的局面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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