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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古人占领中亚之后,很多尚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之扩张进入中土。

    以上如许复杂的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能忘记,蒙古人在1234年才灭金,忽必烈在1260年才称帝,1271年才称他的政治组织为元朝,1276年元军才入临安,1279年才消灭了南宋最后一重抵抗,统一中国。这从华北进展到华南中间也近于半个世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金与南宋之覆灭,也都与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税收组织。

    严格的讲来,元朝的财政税收,也就是没有组织与系统。《元史》“食货志”说:“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所说内郡即是华北,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不计内部详细家资之上下。虽然其户又析为“丝银全科户”及“减半科户”等四类,后又划分为八等,其基本原则不变,即每类每等仍按一定的数额纳税,骤看起来,其税率甚高,如“包银”每户四两,后减为二两。而实际则所登记之户并非一户。董文炳为县令时即“使民众聚口而居,少为户数”。因之世祖统一全国时,登记的户数逾1400万。而整个长江以北不及200万,其中约一半为“五户丝户”,他们所缴的赋税,已配给于蒙古的贵族。

    然则情形尚不如是简单, Franz Schurmann的研究,华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握之前,并无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为很多的“封禄”,元时称为“投下”,隶于蒙古贵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才逐渐的将财政税收集中。可是内中有很多特殊的户专对某某贵族履行种种不同的义务,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还有贵族领有“采珠户”3万户的例子,看样子也不是真有这么多的户口采办珍珠,而是他们有集体供奉珠宝的义务。又如很多漏于登记的户口,查出后编为“淘金户”,也不是实际上强迫他们去当矿工,而是课以一种高税率的财政义务。

    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宋朝的底账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时其数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实物外,一般按底账纳钞。忽必烈在几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其受实惠者则为地主而非贫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低,也迭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领导之下,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有如回纥人阿合马替世祖理财20年,他增加新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做到中书平章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处勘察的权力,为正规的廷臣所不满,直到他为人谋杀之后忽必烈还将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马及其手下人贪污枉法的情事为众口一辞的揭举,皇帝才命令发墓戮尸。又有汉人世荣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图替忽必烈加强财政的管制,也遇到类似的命运。桑哥得意之日,各处替他立“德政碑”,后来他为众人攻击,一个近臣尚且向忽必烈进言:“今日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世祖才先后判两人死刑,他们的手下亲信也被惩处,连以前作桑哥德政碑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赵翼指斥“嗜利”的实为世祖本人,因为他“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始终”。《元史》的编者则把三人列入“奸臣传”内。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心财政史几十年的经验,则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由二三悻臣主持,必无好结局。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也不能说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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