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陷之辞，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不过归根结柢，这种种情形还是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端的残虐无法遏止，很难说得是个人的错误，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在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这件事情也终忽必烈之世尚没有着落。1291年御史台奏言：“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余三十年（应作三十余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拯，而其余党公取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皇帝的旨意则是“议拟以闻”，可是以后也没有确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副实，也很紊乱。耗费于王公贵族之私囊的既多，国库的收入就受影响。所以除了上述3个“奸臣”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以外，还要靠以战时姿态于法外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间他发的钞票还不算过多，继位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情形也解释了元朝不能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朝代之原因，同时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须以铁腕开创他的系统之背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经后人议论，现在看来，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的真理。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任为官吏，与他们同信条的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闻学才识”的读书人，也遣人在各处寻访“医、儒、僧、道”。刘秉忠已出家为僧，他又叫他还俗，给他复姓赐名，参加枢密院（一个军事机构）的会议。他在1265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派一百个天主教的长老僧侣，帮助他管理一个日形壮大的帝国。南宋覆亡时在临安降元的是幼帝赵□，当时5岁不到，以后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顾。当时赵□17岁，世祖命他到吐蕃学佛，可惜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迄至晚年忽必烈改变了他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喇嘛教的声望逐渐抬头。其实吐蕃喇嘛僧八思巴之尊为国师，事在中统元年（1260年），即忽必烈开始做皇帝的时候。他曾替忽必烈创制蒙文字母，得到皇帝的信用，他以后辞职回国。我们还不能确切的断定，为什么喇嘛教初时并不显赫以后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元史》释老传说：“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可能说是因其有实效而见重。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不能抬头，也可能有关。此时可注意的则是以前在他身边占重要地位的汉人如姚枢、许衡、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都在此时前后去世，以后世祖虽说往江南揽访人才，他却再也没有延纳汉人有如款待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他未曾开科取士。元朝的吏治，吏重于官，这也经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御制《大诰》中提及。

    元世祖还有一段事迹，在历史这发展上相当的重要，此即是他的两次攻日本。

    第一次的远征，事在1274年，当时南宋尚未完全崩溃，元军以朝鲜为基地，参加战役的蒙古及高丽兵25000人，用大小船800只。他们占领沿海的几个岛屿之后于十一月廿日在九州北岸之博多湾登陆。日军已在当地准备停当等候援兵。当日作战胜负未决，夜中台风来袭，联军决定撤退，一时秩序紊乱，结果淹没海中者达13000人。

    第二次远征，事在1281年，南宋已被消灭，远征军的数量大为增加。蒙古与高丽军四万人乘船900只，由北循第一次路线进发，南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共十万人，都系中国人。其船只3500艘，由舟山群岛起航，是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两军在九州西北角汇合。沿海的岛屿毫无抵抗的被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