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有觉察到吗？”

    “你这算是什么一种理由呢？”

    “如果说”，苏格拉底回答道，“我没有借着言论，至少我已借着行为把我的看法表示出来了，难道你不认为，行为比言论更有凭信的价值吗？”

    “当然行为比言论更可凭信得多”，希皮阿斯回答，“因为有许多讲论正义的人，所做的却是非正义的事；而一个躬行正义的人则决不可能是个不义的人”。

    “那末，你在任何时候觉察到我做过假见证、或诽谤过什么人，或在朋友或同胞之间挑起争论，或做过任何其他不义的事吗？”

    “没有”，希皮阿斯回答。

    “难道你不认为，不行不义就是正义吗？”

    “很显然，苏格拉底”，希皮阿斯说道，“就连现在，你仍在规避着把自己对于正义的看法表示出来；因为你所说的，并不是正义的人做什么，而是他们不做什么”。苏格拉底回答道，“我认为，不愿行不义的事就足以证明其为正义。不过，如果你认为这还不够，那末，看看下面所说的是不是会使你更满意些：我说守法就是正义”。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说，守法与正义是同一回事吗？”

    “我是这个意思”，苏格拉底回答。

    “我不懂你所说的守法是什么意思，也不懂你所说的正义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城邦的律法’吗？”苏格拉底问。

    “我知道”，希皮阿斯回答。

    “你认为它们有什么意义呢？”

    “它们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规定他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那末”，苏格拉底说道，“那些按照这些律法行事为人的人品不就是守法的，而那些不按照这些律法做的人就是违法的吗？”

    “完全正确”，希皮阿斯回答。

    “那末，守法的人岂不就是行正义，而违法的人岂不就是行不义吗？”

    “的确是这样。”

    “那末，这岂不是行正义的人就是正义，行不义的人就是不义吗？”

    “怎么能不是这样呢？”

    “这样看来，守法的人就是正义，而违法的人就是不义了。”

    “但是，苏格拉底”，希皮阿斯反问道，“既然制定这些法律的人们自身就常常废弃或修改法律，人们又怎能把这些法律或把遵守这些法律看得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呢？”

    “可是”，苏格拉底说道，“城邦在进行战争之后，也是常常讲和的啊！”

    “那当然”，希皮阿斯回答。

    “既然如此，那末，因法律可能被废弃而轻看那些遵守法律的人和因和平可能恢复而责怪那些英勇作战的人，你以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吗？难道你当真想谴责那些为支援祖国而投身于战斗中的人们吗？”

    “当然不是”，希皮阿斯回答。

    “你考虑过没有”，苏格拉底问道，“拉开代莫尼人卢库格斯如果不是在斯巴达最牢固地建立了守法精神，他就不可能使斯巴达和别的城邦有什么不同吗？你难道不知道，那些最能使人民守法的城邦领导人是最好的领导人，那些拥有最守法的人民的城邦，在和平时期生活得最幸福，在战争时期是不可抵抗的吗？而且，对城邦来说，同心协力是最大的幸福！这样的城邦的议会和首长们经常劝导他们的人民要同心协力。在希腊到处都有要求人民立誓同心协力的律法，而到处人们也都在立誓这样做。但我认为，其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既不是为了让人民选择同一歌咏队，也不是为了让他们赞赏同一个笛子吹奏者，也不是为了使他们都欢喜同一个诗人，也不是为了使他们都欣赏同一种事物，而是为了使他们都遵守律法；因为凡人民遵守律法的城邦就最强大，最幸福，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