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知识界都还相当淡漠，如果这场争论能推进这种意识，代价也就不枉付出了。

    第二是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当代中国的“问题”论战与“主义”论战。这次论争中，辩护方已经有不少人在大骂“自由主义”的同时，对汪晖先生和其他一些思想者不肯亮出左派旗号大表不满，同时也有人注意到在这次论争中“经济自由主义”[2]与“人文自由主义”的不同态度，正如毛寿龙先生近期在网上指出的：自由主义应当澄清它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而“新左派”应当澄清它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汪晖认为中国当代思想论争并不只限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家，这个说法也并不错。总之，这场论争虽然在特定语境下三层问题一锅煮，造成了一些混乱，但毕竟还是使各种思潮进一步凸显，思想者的自我定位与“排列组合”进一步明确化，这就为当代中国的思想争鸣、为新的“诸子时代”创造良好的条件。

    如今可以说关于程序正义的论证已经作的比较充分，如果辩护方仍然“回避”（而不是像曹般先生和李宪源先生那样出来反驳），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人们应当回应“新左派”的挑战，对汪晖的著作及其他“新左派”文本进行学术性思想性的争鸣。当然，“新左派”与其他学派一样也不能自视太高，以为天下“问题”都已由自己提出，别人只有跟在后面“应战”的份。毕竟他们需要“应战”的问题（绝不只是“程序正义”一项）、别人提出而他们回避的问题还多着呢。

    注释：

    [1]关于“署名公益”的性质，我在《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一书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29□154页）作过专门分析，指出它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准私人物品交易”行为，实际上是要讲回报的。

    [2]我并不同意这种提法，因为经济学中哈耶克、弗里德曼与科斯的传统不管有多少可疑之处，从逻辑上讲是推不出为中国式“原始积累”辩护的依据的，因此经济学界并不存在坚持自由主义“过份”的问题，但的确存在着忽视“诺齐克正义”的问题，而诺齐克正义正是自由主义者最典型的程序正义主张。我想对它的忽视，或许正是在此次论争中他们也没有为程序正义发言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