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学术理论建设。以中国之大、变革时代问题之多，人们价值观之多元，哪有因一个“热点新闻”就影响了一种思潮的前途之道理？

    但许多辩护者不这么看，他们不仅“回避‘回避’”（朱学勤语），不愿正视形式公正问题，而且似乎从一开始就把整个事情说成是“某些人”针对汪晖及其思想、针对《读书》、乃至针对整个“新左派”的大阴谋，从而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混在一起，力图使整个讨论变成围绕汪晖思想、《读书》方向与“新左派”理论的“学术论战”。他们真的是头脑里“敌情观念”太重了呢，还是形式公正观念太淡漠了？

    不管怎样，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恐怕首先对“新左派”理论是极为不利的。本来，“长江《读书》奖”程序上是否有问题，与“新左派”学说在理论上能否成立毫无关系。但如果把二者混淆，当然就不是这样了。朱学勤先生在风波乍起时在网上说过这么一句话：“（新左派）既然标榜的取向是反对市场经济、国际资本，怎么又向国际资本拿钱给自己发奖？”后来朱先生再没提起这句话，因为他既然强调就事论事，只谈评奖程序问题，“新左派”的取向是什么以及在现实中它是否自相矛盾，就根本扯不上。但如今若“新左派”自己一定要混淆这两个问题的话，他们就得直面这一尴尬了。

    历史上“左派”从资本那里拿钱本来也不稀奇，马克思接受过恩格斯当工厂主赚来的钱之救济，许多左派组织与运动为了得到经费不仅可以接受资本家捐助，甚至可以自己组织经商赚钱，乃至以贩毒之类的手段赚钱。但恩格斯接济马克思纯属知己友情，并非市场经济中具有广告色彩的“署名公益”；而左派组织靠经商乃至更不堪的手段筹集经费，毕竟也只是用于组织或运动，并非奖励个人。如今倒好，大财阀“长江”与反“资本”的《读书》联合挂牌搞“署名公益”，（应当肯定其善意，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它是市场经济中通行的一种公关投资或“社会资本”运营），而本来应当回避的《读书》执行主编本人又获了这个大奖，这不是有几分“黑色幽默”么？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体制外左派”从来不与资本家打交道，法国的左派思想家萨特还拒绝过诺贝尔奖。当然中国内地“国情特殊”，人们不能要求中国的“新左派”学他们。如果此次获奖的不是应当回避的汪晖，而是没有这一义务的其他“新左派”如李宪源先生等，大家不会说什么。如果该先生又能本着自己坚持的理念，拒绝（而不是谦虚地辞谢）此奖，人们更该肃然起敬了。可是……

    本着就事论事谈“程序”的原则，人们是不应扯出这种话题的。可是一些辩护人非要把程序问题变成学术论战或“主义”论战，这不是自找麻烦，自己挑起这种话题吗？把不同的问题搅在一起，而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与语境下只能是什么问题都谈不清，再加上“敌情观念”太重，一开口就攻击谩骂（辩护方的“龌龊卑鄙”之说与批评方的“学术腐败”之说，对此都应负责，但首开恶例的是前者，即甘阳先生），其后果是问题尚未谈清，友谊已经不存。在外人或后人看来，如此严峻的文化生态下知识分子们却“莫名其妙”地内部打成一锅粥，而且好像还是为了一笔可观的奖金，整体形象受到损害，尤其是与双方都交情甚深的人更是痛心疾首，这场争论的代价的确是相当大的。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代价已经付出，人们就应当严肃的对待这场争论，以求在付出代价之后在思想史上留下一笔遗产。在我看来这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确立常识理性、形式公正、程序正义、底线伦理、基本道德的应有地位，无论人们有多少美好理想、至善高德，没有这些起码的做人规矩都是空谈，甚至比空谈更坏。诚如不少批评者所说，这次风波显示程序正义意识在中国社会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