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形式公正表示蔑视，如李宪源先生在《我为中国思想左派感到真切悲哀》一文中便明确地以“左派”自命（他对《读书》与汪晖等人不肯坦率地自认为左派十分不满），大举攻击他指称的“右派”“借所谓‘规则的公平’达到实质上的不公平”，并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直骂到“西方的‘民主大选’闹剧，在‘一人一票’之‘公平规则’的掩盖下”如何玩弄民意。他宣称此次评奖如果不评汪晖，那就是“评委们瞎了眼，或是吞了昧心药”，而“不管所谓的规则如何公平”，如果这次获奖者竟是“自由主义者”，就应当一律推翻（好一个“以后果推翻规则”的典型——秦按），因为能使自由主义者当选的“这种规则无论如何显得怎样‘公正’，都对中国老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李先生的坦率是应当感谢的，因为他比许多尽兜圈子的辩护者更清楚地揭示了围绕“长江《读书》奖”的这场争论的实质。

    只是李先生这样的言论未免对他所宣称遵奉的“左派”传统亵渎太甚了。160年来，西方极权主义之外的各种左派力量——从宪章运动、马克思直到如今的社会党人，为了“西方的‘民主大选’”和“‘一人一票’之‘公平规则’”得以战胜传统专制制度，曾经付出多少努力、流了多少鲜血，李先生轻飘飘地把“一人一票的公平规则”归之于“资产阶级”，诋之为“闹剧”，就不怕真正的左派先哲在天之灵戳你的脊梁骨？李先生的宏论令人想到当年沙皇俄国那宣称“虚伪的西方民主”不如沙皇统治“公道”的“警察民粹派”，人们记得当年大左派列宁怎样回答他们：“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列宁全集》第6卷332页）

    从社会民主主义即现代非极权左派的立场上讲，有了形式公正的确未必就有实质公正，因此仅有形式公正是不够的。但是连形式公正也没有就绝对只能是极端的实质不公正！因此在类似中国如今的条件下，形式公正实际上是现代左、右派，即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持守的底线。社会民主主义在争取形式公正之余还要追求“实质公正”，而保守主义（右翼自由主义）者只承认形式公正，否认还有什么“理想的”实质公正可言。至于像李先生那样借口所谓实质公平来鼓吹赤裸裸的形式不公正的人，只有在现代左、右翼之外的（或者说“极左”或“极右”的）极权主义者那里才能找到。如今我想知道的是，汪晖兄对李宪源先生的这种观点持何种态度？

    近两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年5月间激化的、6月间因“长江《读书》奖风波”而更趋尖锐的争论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读书》办刊方向的争论和“长江《读书》奖”是否公正的争论。这三种争论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不可各自独立的。由于“主义之争”很难有结论而“长江《读书》奖”这个具体事情的是非不难弄清，也由于今年以来“主义之争”的语境恶化，有倾向性的压力使得话语空间变小，因而“长江《读书》奖”的主要批评者都明显的把三个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不把评奖过程是否合乎程序正义的问题与汪晖、钱理群著作的思想及学术评价混为一谈，更不把它与《读书》方向问题、“主义与问题”论战问题纠缠在一起。我以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它不仅符合就事论事、不搞泛道德非逻辑批判的理性分析原则，符合当下文化生态中使讨论更有效的目的，而且事实上，这也是最有利于争论中另一方的。如果“长江《读书》奖”的辩护者能够正视形式公正问题，无论正面论证坚持不实行主办者回避的理由，还是在承认的确有程序不公正问题的基础上解释其原因，都并不妨碍他们在另外的场合对汪晖和其他人的思想与著述进行弘扬，并不妨碍他们理直气壮地坚持《读书》的既定方向，更不妨碍他们继续从“新左派”的或他们愿意以任何名称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