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分家”（或“归大家”）。在已经建成了计划经济的时代，“市场社会主义”与教条社会主义的区别很重要，正如在已经存在着市场经济的地方，凯恩斯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很重要一样，但在转轨进程中，这两种区别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无论“分家”（“归大家”也一样）是分到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五十，都有一个分得是否公平的问题，这才是公众最关注的。布哈林后来因为他对农民的同情付出了家破人亡的惨重代价，后人怀念他，不少人尊他为当代改革的理论先驱。其实如上所述，他的理论还是很正统的，未见得与“市场社会主义”有多少关系。他得罪于当道，与其说是因为其理论，不如说是因为其良心。（有一本写布哈林等人的名著，就叫《革命的良心》）而斯大林在那场“转轨经济学”之争中本来是赞成布哈林的，后来他在利用布哈林击败普氏所属的“左翼反对派”后接着便收拾了布哈林，并以比普氏严酷得多的方式“解决”了农民问题。“既然割下了脑袋，就不必怜惜头发了”，对他的这一名言，说什么左啊右啊的已经毫无必要。显然，主张市场经济但谴责“基金黑幕”，与主张计划经济但反对虐待农民一样并不需要涉及太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它们出自人的良心！

    学者也是人，当然要讲良心。不过只有良心是成不了学者的。学者还要讲“可行性”。不过有些事情的“可行”与否，似乎也不是非常深奥。我们搞改革图什么？无非是图更多的公平、更高的效率，同时在追求这二者的过程中又希望尽可能保持社会稳定。那就让我们从公正“分家”走向公平竞争吧！公平竞争出效率，公正“分家”保和谐，这不也是常识么？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公平的“分家”可以形成“亲兄弟，明算账”的局面，不仅保持了和谐，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即提高效率。相反，“分家”不公不但可能导致“兄弟”反目成仇，引起严重冲突，那不明不白的资产也很难进入“明算帐”的理性交易程序，从而加大交易成本，造成效率损失。前者一举而三得，后者一误而三失，何者“可行”何者否，道理不是明明白白的吗？由此观之，是坚持公正而揭露“黑幕”还是捂住“黑幕”任意“圈钱”更有利于保护股市这个“婴儿”，不也很清楚吗？如今很多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其实也简单。只要心中有良知，脑中有常识，有些问题其实不难弄清楚。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是不能光凭良心与常识就能解决的，这就体现了学问的重要。至少在人文领域，我们需要在良心与常识的基础上发展学问，如果破坏了这一基础，那“学问”至少就有些可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