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先生去年关于“基金黑幕”的谈话和今年初对股市泡沫的批评，引出五位经济学家联合在媒体上激烈的反弹。连同由“庄股跳水”引发的大跌市，形成了蛇年新春一桩广受关注的热点新闻。

    这次争论在我国经济学界可以说前所未有。这不仅在于大众传媒广泛介入、官民雅俗普遍关心，而且更在于：这次争论有明显的社会利益分化背景。用我的话说，它不是“分不分家”之争，而是典型的“如何分家”之争。

    过去我国思想界的争论多基于“左”与“右”、“改革”与“保守”、“渐进”与“激进”的歧异，在经济学领域则是对市场自由和国家统制之间各种程度的偏好之争。然而，这次争论的双方我们却很难用上述逻辑来评价。指责吴先生的五位学者固然都摆出一副“捍卫市场经济”的姿态，娴熟地运用几十年来我们很熟习的“主流—支流”分析法来为股市这个“婴儿”做保姆。而吴先生也在国内外久有“吴市场”的盛名，他不仅不是计划经济的辩护者，也不是（就我对其著作的理解而言）对市场持保留态度的凯恩斯主义者，我甚至没有听到他批评所谓“激进市场改革”——尽管即便市场化的拥护者中如今这种“渐进派的批评”也很时髦。他对市场经济改革，包括对产权改革、对健康的资本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的支持，可以说并不亚于他这次面对的批评者。

    然而在同样赞成市场经济、而且也很难说谁更“激进”的双方之间何以会发生这种尖锐分歧、甚至国外的凯恩斯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这经济学两大“主义”之争也很少以这种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说怪也不怪，笔者曾以生活中的常识说明这一点：一个危机中的大家庭不太可能为是否分家的争论而打架，却很可能为分家不公而打架或打官司。东欧转轨成功的典型如波兰，挫折的典型如俄罗斯，据说都搞了“休克疗法”，不仅谈不上分不分家之别，就连分得多少快慢之别也难说，那悬殊的结果不就是公正与否造成的吗？我国以平分土地为起点的农村改革，和很大程度上具有“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的某些国企改革，成效之别不也明摆着吗？其实，在转轨时期“如何分家”之争比分不分家之争更尖锐，这本是人之常情、史之常事。

    过去方向相反的另一次“转轨经济学论战”很能给人以启示：

    20世纪20年代，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轨”的苏联曾经产生过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等名著，这些著作的论证重点都不是计划经济如何优越，要不要（与如今的“分家”相反）“归大家”，而是讲的如何“归大家”之问题，布哈林的“无产阶级超经济强制”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都是直奔这个主题的。后来苏联发生了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转轨经济学论战：布哈林（这时他已放弃了“超经济强制”主张）的“和平长入”论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论。布哈林主张相对公平地对待农民，以经济利益吸引他们自愿“归大家”，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主张把农民当成“殖民地”而“剥削”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计划经济本身，两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分歧，布哈林并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者，他甚至始终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可以存在货币和工资，更不承认“价值规律还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不是“共产狂”，他甚至不主张搞农业集体化！可见在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上，布哈林并非更“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非更“左”，他们对计划经济本身认识的分歧比“古典自由”和“凯恩斯”对市场经济本身认识的分歧还要小，但当时那场“转轨经济学论战”的实质意义与尖锐程度绝不亚于今日，原因就在于转轨经济学本身并不突出要不要“分家”（或者要不要“归大家”）的问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