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了？

    这还不要紧，应当说，无论科学家还是伟大领袖都非神仙，他们是有可能判断错误的。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判断一做出就会形成如此大的压力，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其实，不要说光合作用转化率的数字的确有根据，就是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大话，在一个正常的体制下说说，也就如同民谚“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样，表示一种气概而已。只要不是被逼着，没有人会为这两句话而真的去累死累活把铁棒磨成绣花针的。而如果一句“铁棒磨成针”的话就可以迫使人们不顾死活地去磨铁棒，这就不是谚语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体制出了问题了！都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唯心主义”，这不假。但“唯心主义”（我们知道，“唯心主义”在英文中与“理想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词）就得把人逼死么？传统时代的人们有几个是“唯物主义”者？那时难道就得天天有“放卫星”的悲剧了？！可见，“光合作用转化率”的“科学”数据也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浪漫空想也好，本身与“人祸”悲剧并没有必然联系。而那种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体制弊病，才是产生这种名为逼民致富，实为“哗上取宠”之恶行的原因。这种行为侵犯农民权利、损害农民利益、违反法治与国家政策以谋仕途之私，因此它与以权谋私的其他形式一样是一种腐败现象。

    如今毕竟改革20年了，像运城“假渗灌”、绛县“科技大跃进”这样的事很快能在舆论监督下被爆光，不致发展成当年“大跃进”那样的“人祸”，这不能不说是改革的一大成果。而这种事今天仍然发生，又说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未有穷期。同时这也说明如今的许多腐败现象有其改革前旧体制的根源，不能归咎于市场经济、现代性、全球化等等（市场经济等等当然也有毛病，那是另外的问题）。这正如“科技大跃进”的荒唐不能归咎于“科技”一样。我们相信，在吸取了教训之后，绛县的农业科技事业仍然会健康地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