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社会要为创造提供尽可能大的自由空间，如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思想上的自由争鸣。其次，社会要有激励创造和对创造进行理性选择的机制，如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像“大跃进”期间那样的“奉旨创造”同时剥脱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只能产生大量害人的伪创造。

    杨支柱：我非常赞成您重视存量知识的观点。与应试教育妨害学生创造力的观点相似的一个提法是所谓高分低能。高分低能的现象确实不少，而且当然也应该减少。但是高分低能的肯定没有低分低能的多，决不能反过来说低分就高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分低能究竟低的是什么“能”，我认为不能排除作假账、说假话、拉关系。走后门的“能”。

    秦晖：退一步承认高分低能和低分高能，也得不出否定考试制度的结论，因为这完全可能是教育和考试内容不当引起的。

    减负只能靠变孤注一掷的竞争为平缓的过程式竞争

    杨支柱：反对应试教育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应试教育使学生负担过重。

    秦晖：所谓作业负担、考试负担只是表象，实际上都是竞争负担。教育的结果总要有个标准来衡量。改存量知识的考试为所谓素质测试，只要竞争压力没有减轻，学生同样会为所谓“素质”之试疲于奔命。君不见以减少高考科目为目的的“3加x”试验便立即显出了弊病：许多学生放弃了“3”以外的副科，使原来为“应试”而实行的中学文理分科所造成的学生偏科、眼界狭隘、知识缺陷更严重了。负担未减，学生的知识结构却更畸形了。我国和西方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经过各自的探索都在教育和人才选拔方面发展出了考试制度，这不可能是偶然的。无论如何，“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总比凭门第、出身、关系、财力或凭有权者主观色彩浓厚的举荐来取人要强得多。尤其在一个社会机制不健康、举荐容易流为黑箱操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即使能找到其他某些国家用非考试的办法分配教育资源取得成功的事例，也不能证明这样的办法适用于我国。我们不能脱离社会背景来谈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来孤立地谈“教改”。

    杨支柱：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举荐和考试的关系，实际上是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法治自然也有它的毛病，但是它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要求。考试也是这样。另外，正如您所说的，教育的结果总得测量。学校如果不测量，则用人单位或雇主在用人前就必须进行更全面的测量，而这样做的社会成本会大得多。考试对于学生学习的激励作用，也不能抹杀。没有考试，我看许多学生根本就不会读书，学校所发的文凭就会变成对社会的欺骗。只是目前中小学生的竞争压力的确太大，使一些学生不堪负担。您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秦晖：考试的激烈竞争源于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如果不改变资源短缺的局面而只是取消或弱化考试，就会出现“非考试的竞争”，如走后面弄特权的竞争，这对多数学生而言岂不是更加残酷吗？因此最重要的是增加教育投入，取消对社会力量与民间办学的限制。在资源制约的条件下，则放低高考门槛，高筑大学毕业门槛，变孤注一掷式的竞争为平缓的过程式竞争，也许是唯一的选择。除了高校的“严进宽出”之外，不合理的考试资格限制也加剧了考试竞争。如禁止职高生参加高考就毫无理由。再加上初中不允许复读，这使得从孤注一掷的高考又衍生出了孤注一掷的中考。你必须一次考上普高，而高中还允许复读，这实际上使得更小的孩子面临着更残酷的竞争，其连带效应甚至使得小学升初中都具有了“一考定终身”的性质。还有一些地方公然规定往届生的录取分数线比应届生高20分（如北京中考，湖南高考），这些限制都是没有理由的，唯一的作用就是加剧竞争。

    杨支柱：我倒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