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得以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轻松地从事“第二次原始积累”，把财富从国库转入自己的私囊。他们因此无须冒当年西方“原始积累骑士”所冒的风险——后者需要夺取分散于众多传统小私有者手中的财富，因此会面临强烈的反抗。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一过程一方面成为世界史上最快速的原始积累过程，另一方面因其无须面临反抗而得以“和平”进行，使一些人得以誉之为“最高尚的原始积累”！其实这种无风险的掠夺只是使他们比当年西方的“原始积累骑士”更具寄生性。当年这些“骑士”们虽不仁不义，但他们把农业社会分散的传统财富集中为工业社会所需的要素资产，也算是完成一桩历史使命；然而在前计划经济国家中，这一使命已由“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完成，如今的“第二次原始积累”连这点意义也没有。

    当然有些人会说，“第二次原始积累”虽已无变传统财富为要素资产的意义，却改变了要素资产的配置方式。还是有“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意义的。

    这就涉及到人文立场的问题。当前有些“人文精神”的弘扬者在揭示理想主义的同时似乎有种排拒世俗权利的倾向。正如八十年代那场“荆轲刺孔子”的文化批判运动于“激进”之余也有几分滑稽一样，如今那种不是针对权贵而是针对市井的“抵抗投降”呼声似乎也是滑稽多于悲壮。有论者批评这种带有红卫兵情结乃至教主情结的“人文精神”，指出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代表的本来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恰恰是一种弘扬世俗权利、赞美世俗生活的精神。这种真正的人文精神恰恰是与教主情结、神父倾向对立的。应当说这话确有道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今天不存在。事实表明，道德沦丧、恶欲横流的确已经威胁到我们民族的精神活力。但造成这种危机的不是“做买卖”，而是“抢来本钱”。“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与其说是市场上的等价交换淡化了“终极关怀”，勿宁说是原始积累中的强权原则破坏了社会公正。正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的那样：“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 ”是“同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