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这种经济国家的束缚非常强烈，但保护是基本没有的，是一种非常不和谐的共同体。这种经济和前苏东国家相比差别就太明显了。我们可以说斯大林时代苏联的集体农庄确实和中国差不多，但那是处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坑农民坑得一塌糊涂，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从1966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1966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甚至基本上没有这个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60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前苏东国家的农村要改革、要摆脱共同体的束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里的农民根本谈不上主动改革，俄罗斯政府曾以豁免巨额债务为诱饵奖励愿意改革的集体农庄，然而响应者寥寥。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农村改革就容易得多了，因为人民公社不但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管理者的利益，即公社干部和老百姓都不满意，这种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天然的放弃“负帕累托改进”的过程，这是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又较均等，他们何乐而不为？

    记者：我们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是和前苏东各国差不多的，既有束缚又有保护，如今国有企业改革已搞了这么多年了，并没有出现前苏东国家那种经济滑坡的局面，这是不是说明我们选择的改革模式优于他们呢？

    秦晖：目前我国以国企为代表的存量经济问题成堆，但从一些指标看尚未出现前苏东国家改革初期那种大滑坡的局面，这成为一些人全盘否定“激进改革”以至于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实，这里除了一些深层问题尚被掩盖乃至尚在积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也是在于中国与前苏东国家改革前体制的不同。以苏联为例，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俄罗斯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这套体制环环相扣的理性化程度是非常之高的，比如说苏联的铁路系统，它的技术水平比欧美落后20多年，但苏联铁路系统的行车密度要比欧美高出四五倍，这可以说是苏联经济高度计划化的产物。但是这套经济体制天然要求按照静平衡的方式来运作，它的设计虽是最优的，但是一种静态的最优，在这个环环相扣的经济体系中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麻烦，平衡就会被打乱，所以任何改进和创新不但不受到刺激和激励，反而受到压抑。在苏东剧变之前，许多国家都曾经尝试过市场化改革试验，搞利润挂帅、增加企业自主权，但一搞经济马上出现一系列的混乱，经济马上就掉下来了，没有办法，只好回过头来强调另一种改革，即所谓的加强计划科学性，把经济最优化设计程度搞得更完善。到最后，前苏东国家经济的科学化、计划化程度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无法想象的地步，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基本用尽了，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前苏东各国就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要么维持现状、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要么另寻出路，痛下决心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结果他们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