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了后者，于是原来搞市场化改革时出现的毛病又重现了，环环相扣的生产环节马上发生中断，原料进不来，产品销不出去，市场化的好处还未看到，生产效率的下降、经济滑坡就先看到了。这是在前苏东国家普遍出现的现象。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经济学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饭，中国的“小而全”、“山散洞”与苏联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因此，中国改革开始时就面临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阳关道。一方面，它可以向加强计划科学性的方向走，因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象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一开始也确实不是从市场化开始的，而是从恢复苏联的一些东西开始的。这从邓小平关于“改革实际上在75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叫做‘整顿’”的话中可以清楚看出。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向市场化的方向走，因为中国改革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扩大市场份额同样也有说不尽的好处。

    记者：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取得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起点低，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

    秦晖：前两年我就指出过，我们如今的成就与前苏东国家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表明我们如今干得比他们好，毋宁说是表明我们过去干得比他们差——我们的公社不如他们的农庄公平，而我们的命令经济不如他们的计划经济有效率。但我们不可能永远吃“落后的优势”的老本。应当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有时效限制。如今国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说远高于文革时期，但国企的困境却远甚于那时，同时权钱结合的原始积累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一切都表明改革进程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从获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还是从权家通赢走向赢家通吃，陷入“ 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循环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