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都是在现代化起步晚于欧美的古老传统帝国，在农民为居民主要成份、资本主义不发达条件下由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导的剧烈变革。它开辟了一条农民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演进之路。经过种种波折与奋斗，俄国在1936年，中国在1961年新体制最后成形，即以“劳动组合标准章程”为模式的苏联集体农庄和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模式的中国人民公社。这一体制通过独特的城乡联系机制(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与“身份证”制、中国的统购统销与户口制)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对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大影响，也构成了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一种类型。它引起了中、苏国内和国际学界的关注，也是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界的关注焦点。中俄农民史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革命前同为农民国家的中俄两国的异同，而后又成为两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异同，到了今天，它仍对中俄两国改革道路的异同产生极大影响。

    一、中俄的传统农民社会

    中国是国家本位的官僚—小农社会。从秦始皇起，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本位的一元化体制：一方面专制国家“利出一孔”，对“编户齐民”实行严格的统治；另一方面法家政治通过强制分异、不许族居等办法力图打碎民间小共同体，使传统中国农村成了人类各文明中突出的没有村社组织、国家权力直达于“编户”的“大共同体”组织。此后两千年里，中国经历了从汉承秦制、魏晋“以礼入法”与法律儒家化导致共同体多元化与统一帝国的解体，北朝至宋的“儒表法里”与共同体重新一元化，明初的大军点户与乡村小共同体涣散，直到明清时代中国呈现出东南农村的宗族兴起与广大内地农村的“无宗族”现象，大共同体本位的结构一直没有根本改变。

    而俄国则是国家本位的贵族—村社社会。基辅罗斯时代有过商业殖民城邦与渭彻(议会)的诺曼传统，但13世纪后的“鞑靼化”使这种传统基本消失。此后在东北罗斯形成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统一中心，对农村的控制也逐渐强化，从“黑乡”到米尔，自由村社逐渐变成了“政社合一”的国家基层组织。但在“村社国家化”的同时，源自古代黑乡的村社自治传统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残留，村社与东正教文化也保持着相当强的一致性：村社集体主义与东正教的“一致性”精神，村社自治与东正教分离派传统，等等。

    从总体上看，国家本位是中俄传统社会异于西欧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的共同特征，但中俄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俄国的村社比起西欧的马尔克来的确是“国家化”的，但比起中国的保甲体制来，却有更多的自治性。村社，尤其是哥萨克式的自治村社常成为农民对内压制“个人主义”、对外排斥“国家主义”的纽带。中国农村则由于受比俄国更强大的国家控制，小共同体纽带不发达。农民平时一盘散沙，社区公共生活相对贫乏，但在大共同体强控制下一旦爆发社会危机，却常常突破社区空间，形成“大面积”之势。由此导致其他的区别，如在农民造反方面，中俄传统时代都固有大型“农民战争”而异于西方，但俄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主要都由哥萨克的自治村社发动，而非农奴所为，且多表现为拥护“好沙皇”而反对贵族，乃至以假沙皇反对真沙皇，但从不否认当时王朝的合法性。而中国的农民战争多为超社区的乡村民间社会反抗官府(国家)，在农民心目中朝廷与地方官僚体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常常是不反则己，一反就要以改朝换代为目标。

    二、外来冲击下的中俄农村

    俄国在彼得一世以后，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都面临着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但两者的反应迥异。俄国乘西化之势而扩张，中国则在被迫西化之中成为被扩张的对象。而两国农村社会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同样大有区别。中国